爱因斯坦:三篇阐述宗教观的文章

Posted: 6th November 2011 by admin in 经典文献

《我的世界观》(What I Believe)

(1930年,发表于《论坛和世纪》第84卷)

我们这些总有一死的人的命运多么奇特!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只作一个短暂的逗留;目的何在,却无从知道,尽管有时自以为对此若有所感。但是,不必深思,只要从日常生活就可以明白: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首先是为那样一些人,我们的幸福全部依赖于他们的喜悦和健康;其次是为许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他们的命运通过同情的纽带同我们密切结合在一起。我每天上百次的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是以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为基础的,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份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著俭朴的生活。并且时常发觉自己占用了同胞的过多劳动而难以忍受。我认为阶级的区分是不合理的,它最后所凭借的是以暴力为根据。我也相信,简单淳朴的生活,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

我完全不相信人类会有那种在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每一个人的行为不仅受着外界的强制,而且要适应内在的必然。叔本华说:“人虽然能够做他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这句格言从我青年时代起就给了我真正的启示;在我自己和别人的生活面临困难的时候,它总是使我们得到安慰,并且是宽容的持续不断的源泉。这种体会可以宽大为怀地减轻那种容易使人气馁的责任感,也可以防止我们过于严肃地对待自己和别人;它导致一种特别给幽默以应有地位的人生观。

要追究一个人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义或目的,从客观的观点看来,我总觉得是愚蠢可笑的。可是每个人都有一些理想,这些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生活目的本身──我把这种伦理基础叫做猪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是善、美和真。要是没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亲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贯注于客观世界──那个在艺术和科学工作领域里永远达不到的对象,那么在我看来,生活就会是空虚的。我总觉得,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都是可鄙的。

我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但我又明显地缺乏与别人和社会直接接触的要求,这两者总是形成古怪的对照。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为接近的亲人;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总是感觉到一定距离而且需要保持孤独──而这种感受正与年俱增。人们会清楚地发觉,同别人的相互了解和协调一致是有限度的,但这不值得惋惜。无疑,这样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会失去他的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的心境;但另一方面,他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别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所左右,并且能够避免那种把他的内心平衡建立在这样一些不可靠的基础之上的诱惑。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政体。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被崇拜的偶像。我自己一直受到同代人的过分的赞扬和尊敬,这不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也不是由于我自己的功劳,而实在是一种命运的嘲弄。其原因大概在于人们有一种愿望,想理解我以自己微薄的绵力,通过不断的斗争所获得的少数几个观念,而这种愿望有很多人却未能实现。我完全明白,一个组织要实现它的目的,就必须有一个人去思考,去指挥、并且全面担负起责任来。但是被领导的人不应当受到强迫,他们必须能够选择自己的领袖。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的,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就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总强烈地反对今天在意大利和俄国所见到的那种制度。像欧洲今天所存在的情况,已使得民主形式受到怀疑,这不能归咎于民主原则本身,而是由于政府的不稳定和选举制度中与个人无关的特征。我相信美国在这方面已经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他们选出了一个任期足够长的总统,他有充分的权力来真正履行他的职责。另一方面,在德国政治制度中,为我所看重的是它为救济患病或贫困的人作出了可贵的广泛的规定。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而群众本身在思想上总是迟钝的,在感觉上也总是迟钝的。

讲到这里,我想起了群众生活中最坏的一种表现,那就是使我厌恶的军事制度。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的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对他鄙夷不屑。他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光是骨髓就可满足他的全部需要了。文明的这种罪恶的渊薮,应当尽快加以消灭。任人支配的英雄主义、冷酷无情的暴行,以及在爱国主义名义下的一切可恶的胡闹,所有这些都使我深恶痛绝!在我看来,战争是多么卑鄙、下流!我宁愿被千刀万剐,也不愿参与这种可憎的勾当。尽管如此,我对人类的评价还是十分高的,我相信,要是人民的健康感情没有遭到那些通过学校和报纸而起作用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的蓄意败坏,那么战争这个妖魔早就该绝迹了。

我们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经验是奥秘的经验。它是坚守在真正艺术和真正科学发源地上的基本感情。谁要体验不到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惊讶的感觉,谁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他的眼睛便是模糊不清的。就是这样奥秘的经验──虽然掺杂着恐惧──产生了宗教。我们认识到有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接近我们的心灵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情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是一个具有深挚的宗教感情的人。我无法想像存在这样一个上帝,它会对自己的创造物加以赏罚,会具有我们在自己身上所体验到的那种意志。我不能也不愿去想像一个人在肉体死亡以后还会继续活着;让那些脆弱的灵魂,由于恐惧或者由于可笑的唯我论,去拿这种思想当宝贝吧!我自己只求满足于生命永恒的奥秘,满足于觉察现存世界的神奇结构,窥见它的一鳞半爪,并且以诚挚的努力去领悟在自然界中显示出来的那个理性的一部分,倘若真能如此,即使只领悟其极小的一部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宗教和科学》(Religion and Science)

(1930年11月,发表于《纽约时代杂志》)

人类所做和所想的一切都关系到满足迫切的需要和减轻苦痛。如果人们想要了解精神活动和它的发展,就要经常记住这一点。感情和愿望是人类一切努力和创造背后的动力,不管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种努力和创造外表上多么高超。那么,引导我们到最广义的宗教思想和宗教信仰的感情和需要究竟又是什么呢?只要稍微考查一下就足以使我们明白,支配着宗教思想和宗教经验生长的是各式各样的情感。在原始人心里,引起宗教观念的最主要的是恐惧——对饥饿,野兽,疾病和死亡的恐惧。因为在这一阶段的人类生活中,对因果关系的理解通常还没有很好的发展,于是人类的心里就造出一些多少可以同他们自己相类似的虚幻的东西来,以为那些使人恐惧的事情都取决以它们的意志和行为。所以人们就企图求得他们的恩宠,按照代代相传的传统,通过一些动作和祭献,以邀宠于他们,或者是它们对人有好感。在这个意义上,我把它叫做恐惧宗教。这种宗教虽然不是由一些什么人创造出来的,但由于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僧侣阶级,它就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僧侣阶级把自己作为人民和他们所害怕的神鬼之间的中间人,并且在这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霸权。在很多情况下,那些有别的因素而获得地位的首领,统治者或者特权阶级,为了巩固他们的世俗权力,就把这种权利同僧侣的职司结合起来;或者是政治上的统治者同僧侣阶级为了他们各自的利益而合作起来去进行共同的事业。

社会冲动是形成宗教的另一个源泉。父亲,母亲和范围更大的人类集体的领袖都不免要死和犯错误。求的引导,慈爱和扶助的愿望形成了社会的或者道德的上帝概念。就是这个上帝,他保护人,支配人,奖励人和惩罚人;上帝按照信仰者的眼光所及的范围来爱护和抚育部族的生命,或者是人类的生命,或者甚至是生命本身;他是人在悲痛和愿望不能满足时的安慰者;他又是死者灵魂的保护者。这就是社会的或者道德的上帝概念。

犹太民族的经典美妙地说明了从恐惧到道德宗教的发展,这种发展在《新约全书》里还继续著。一切文明人,特别是东方人的宗教,主要都是道德宗教。从恐惧宗教发展到道德宗教,实在是民族生活的一大进步。但是我们必须防止这样一种偏见,以为原始宗教完全是以恐惧为基础,而文明人的宗教则纯粹以道德为基础。实际上,一切宗教都是这两种类型不同程度的混合,其区别在于: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道德性的宗教也就愈占优势。

【所有这些类型的宗教所共有的,是它们的上帝概念的拟人化的特征。一般地说,只有具有非凡天才的个人和具有特别高尚品格的集体,才能大大超出这个水平。但是属于所有这些人的还有第三个宗教经验的阶段,尽管它的纯粹形式是难以找到的;我把它叫做“宇宙宗教感情”。要向完全没有这种感情的人阐明它是什么,那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因为没有什么拟人化的上帝概念同它相对应。】

人们感觉到人的愿望和目的都属徒然,而感觉到自然界里和思维世界里却显示出崇高庄严和不可思议的次序。个人的生活给他的感受好想监狱一样,他要求把宇宙作为单一的有意义的整体来体验。宇宙宗教感情的开端早已出现在早期的历史发展阶段中,比如大卫的许多《诗篇》中,以及在某些犹太教的先知那里。佛教所包含的这种成分还要强烈的多,这特别可以从叔本华的绝妙著作中读到。

一切时代的宗教天才之所以超凡出众,就在于他们具有这种宗教情感,这种宗教情感不知道什么教条,也不知道照人的形象而想像成的上帝;因而也不可能有哪个教会会拿它来作为中心教义的基础。因此,恰恰在每个时代的异端者中间,我们倒可以找到那些洋溢着这种最高宗教感情的人,他们在很多场合被他们的同时代人看作是无神论者,有时也被看作是圣人。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像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阿普西的方济各(Francis of Assisi)和斯宾若沙(Spinoza)这些人彼此都极为近似。

如果宇宙宗教感情不能提出什么关于上帝的明确观念,也不能提出什么神学来,那么它又怎么能够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呢?照我的看法,在能够接受这种感情的人中间,把这种感情激发起来,并且使它保持蓬勃的生气,这正是艺术和科学的最重要的功能。

由此我们得到了一个同通常很不相同的关于科学同宗教关系的概念。当人们从历史上来看着问题时,他们总是倾向于认为科学同宗教是势不两立的对立物,其理由是非常明显的。凡是彻底深信因果律的普遍作用的人,对那种由神来干预事件进程的观念,是片刻也不能容忍的——当然要假定他是真正严肃的接受因果假说的。他用不着恐惧的宗教,也用不着社会的或者道德的宗教。一个有赏有罚的上帝,是他所不能想像的,理由很简单:一个人的行为总是受外部的必然性决定的,因此在上帝眼里,就不能要他负什么责任,正像一个无生命的物体不能对它的行为负责一样,有人因此责备科学损害道德,但是这种责备是很不公正的。一个人的伦理行为应当有效地建立在同情心,教育,以及社会联系和社会需要上;而宗教基础则是没有必要的。【如果一个人因为还怕死后受罚和希望死后得赏,才来约束自己,那实在是太糟糕了。】

由此不难看出,为什么教会总是看同科学斗争,并且迫害热忱从事科学的人。另一方面,我认为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学研究的最强有力,最高尚的动机。只有那些做了巨大努力,尤其是表现出热忱献身——要是没有这种热忱,就不能在理论科学的开辟工作中取得成就——的人,才会理解这样一种感情的力量,唯有这种力量,才能做出那种确实是远离直接现实生活的工作。为了清理出天体力学的原理,开普勒和牛顿花费了多年寂寞的劳动,他们对宇宙合理性——而它只不过是那个显示在这世界上的理性的一点微弱反映——的信念该是多么真挚,他们要了解它的愿望又该是多么热切!哪些主要从实际接过来认识科学研究的人,对于下面这样一些人的精神状态容易得出完全错误的看法:这些人受着一个怀疑的世界包围,但却为分散在全世界和各个世纪的志同道合的人指出了道路。只有献身于同样目的的人,才能体会到究竟是什么在鼓舞著这些人,并且给他们以力量,使他们不顾无尽的挫折而坚定不移地忠诚于他们的志向。给人以这种力量的,就是宇宙宗教感情。有一位当代的人说的不错,他说,在我们这个唯物论的时代,只有严肃的科学工作者才是深信宗教的人。

《科学与宗教》(On Science and Religion)

(1940年9月,发表于《自然》期刊)

要我们对什么是科学得出一致的理解,实际上并不困难。科学就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努力,力图用系统的思维,把这个世界中可感知的现象尽可能彻底地联系起来。说得大胆点,它是这样一种企图:要通过构思过程,后验(posterior)地来重建存在。但我要是问自己,宗教是什么,我可就不能那么容易回答了。即使我找到了一个可能在这个特殊时刻使我满意的答案,可是我仍然相信,我决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使所有对这个问题作过认真考虑的人哪怕在很小程度上表示同意。

因此,我想先不去问宗教是什么,而宁愿问,一个我认为是信仰宗教的人,他的志向有哪些特征:在我看来,一个人受了宗教感化,他就是已经尽他的最大可能从自私欲望的镣铐中解放了出来,而全神贯注在那些因其超越个人的价值而为他所坚持的思想、感情和志向。我认为重要的在于这种超越个人的内涵的力量,在于对它超过一切的深远意义的信念的深度,而不在于是否曾经企图把这种内涵同神联系起来,因为要不然,佛陀和斯宾诺莎就不能算是宗教人物了。所以,说一个信仰宗教的人是虔诚的,意思是说,他并不怀疑那些超越个人的目的和目标的庄严和崇高;而这些目的和目标是既不需要也不可能有理性基础的。但是它们的存在同他自己的存在是同样必然的,是同样实实在在的。在这个意义上,宗教是人类长期的事业,它要使人类清醒地、全面地意识到这些价值和目标,并且不断地加强和扩大它们的影响。如果人们根据这些定义来理解宗教和科学,那末它们之间就显得不可能朦胧什么冲突了。因为科学只能断言“是什么”,而不能断言“应当是什么”,可是在它的范围之外,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仍是必要的。而与此相反,宗教只涉及对人类思想和行动的评价:它不能够有根据地谈到各种事实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依照这种解释,过去宗教同科学之间人所共知的冲突则应当完全归咎于对上述情况的误解。

比如,当宗教团体坚持《圣经》上所记载的一切话都是绝对真理的时候,就引起了冲突。这意味着宗教方面对科学领域的干涉;教会反对伽利略和达尔文学说的斗争就是属于这一类。另一方面,科学的代表人物也常常根据科学方法试图对价值和目的作出根本性的判断,这样,他们就把自己置于同宗教对立的地位。这些冲突全都来源于可悲的错误。

然而,尽管宗教的和科学的领域本身彼此是界线分明的,可是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牢固的相互关系和依存性。虽然宗教可以决定目标,但它还是从最广义的科学学到了用什么样的手段可以达到自己所建立起来的目标。可是科学只能由那些全心全意追求真理和向往理解事物的人来创造。然而这种感情的源泉却来自宗教的领域。同样属于这个源泉的是这样一种信仰:相信那对于现存世界有效的规律能够是合乎理性的,也就是说可以由理性来理解的。我不能设想一位真正科学家会没有这样深挚的信仰。这情况可以用这样一个形象来比喻:科学没有宗教就像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瞎子。

虽然我在上面曾经断言宗教同科学之间实在不可能存在什么正当的冲突,但我还是必须在一个重要地方再一次对这个断言作一点保留,那就是关于历史上宗教的实际内容。这种保留必然同上帝的概念有关。在人类精神进化的幼年时期,人的幻想按照人自己的样子创造出了各种神来,而这些神则被认为通过它们意志的作用在决定着,或者无论如何在影响着这个现象世界。人们企求借助于巫术和祈祷来改变这些神的意向,使其有利于他们自己。现在宗教教义中的上帝观念是古老的神的概念的一种升华。比如,人们用各种祈祷来恳求所信奉的神明的援助,以求得满足他们的愿望,这一类事实就说明了这种上帝观念的拟人论的特征。

肯定不会有人否认,这个认为有一个全能、公正和大慈大悲的人格化了的上帝存在的观念,能给人以安慰、帮助和引导;因为这个观念比较简单,它也容易被最不开化的心灵所接受。但是另一方面,这种观念本身有它致命的弱点,这是有史以来就被苦痛地感觉到了的。这就是说,如果这个神是全能的,那末每一件事,包括每一个人的行动,每一个人的思想,以及每一个人的感情和志向也都应当是神的作品;怎么可能设想在这样全能的神面前,还以为人们要对自己的行动和思想负责呢?在作出赏罚时,神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它自己作出评判。怎么能够把这样的事同神所具有的仁慈和公正结合起来呢?

今天宗教领域同科学领域之间的冲突的主要来源在于人格化了的上帝这个概念。科学的目的是建立那些能决定物体和事件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关系的普遍规律。对于自然界的这些规律或者定律,要求–而不是要证明–它们具有绝对的普遍有效性。这主要是一种纲领,而对于这种纲领在原则上是可以完成的信仰,只是建立在部分成功的基础上的。但是大概不会有谁能否认这些部分的成功,而把它们归之于人类的自我欺骗。至于我们能够根据这些定律很精密和很确定地预测一定范围内的现象在时间上的变化情况,这个情况已经深深地扎根于现代人的意识之中,即使他对这些定律的内容也许还了解得很少。他只要考虑一下这样的例子就行了:太阳系中行星的运动可以根据少数几条简单的定律,事先非常准确地计算出来。同样,尽管精确程度有所不同,但还是可能事先算出电动机、输电系统、或者无线电装置的运转方式,甚至在处理比这些还要新的事物时也是这样。

显然,当一个复杂现象中起作用的因子数目太大时,科学方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就无能为力了。人们只要想起天气就可知道,对于天气,甚至要作几天的预测也不可能。但没有谁会怀疑,我们这里所碰到的是这样一个因果联系,它的起因成分大体上我们是知道的。这个领域里的现象之所以在精度预测的范围之外,是因为起作用的因素的庞杂,而不是自然界中没有什么秩序可言。

关于生物领域里的规律性,我们所洞察到的还很不深刻,但至少也已足以使人感觉到它是受着确定的必然性的支配的。人们只要想一想遗传中有规律的秩序,以及毒物(比如酒精)对生物行为的影响就可明白。这里所缺少的仍然是对那些具有广泛普遍性的联系的了解,而不是秩序知识的本身。

一个人愈是深刻感受到一切事件都有安排好的规律性,他就愈是坚定地深信:除了这种安排好的规律性,再没有余地可让那些本性不同的原因存在。对他来说,不论是人的支配还是神的支配,都不能作为自然界事件的一个独立原因而存在着。固然,主张有一个能干涉自然界事件的人格化的上帝这种教义,决不会被科学真正驳倒,因为这种教义总是能够躲进科学知识尚未插足的一些领域里去的。

但我确信:宗教代表人物的这种行为,不仅是不足取的,而且也是可悲的。因为一种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而只能在黑暗中站得住脚的教义,由于它对人类进步有着数不清的害处,必然会失去它对人类的影响。在为美德而斗争中,宗教导师们应当有魄力放弃那个人格化的上帝的教义,也就是放弃过去曾把那么大的权力交给教士手里的那个恐惧和希望的源泉。在他们的劳动中,他们应当利用那些能够在人类自己的身上培养出来的善、真和美的力量。不错,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任务,然而却是一个价值无比的任务。在宗教导师们完成了上述的净化过程以后,他们必定会高兴地认识到:真正的宗教已被科学知识提高了境界,而且意义也更加深远了。

如果要使人类尽可能从自私自利的要求、欲望和恐惧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是宗教的目标之一,那末科学推理还能够从另一角度来帮助宗教。固然科学的目标是在发现规律,使人们能用以把各种事实联系起来,并且能预测这些事实,但这不是它唯一的目的。它还试图把所发现联系归结为数目尽可能少的几个彼此独立的概念元素。正是在这种把各种和样东西合理地统一起来的努力中,它取得了最伟大的成就,尽管也正是这种企图使它冒着会成为妄想的牺牲品的最大危险。但凡是曾经在这个领域里胜利前进中有过深切经验的人,对存在中所显示出来的合理性,都会感到深挚的崇敬。通过理解,他从个人的愿望和欲望的枷锁里完全解放出来,从而对体现于存在之中的理性的庄严抱着谦恭的态度,而这种庄严的理性由于其极度的深奥,对人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但是从宗教这个词的最高意义来说,我认为这种态度就是宗教的态度。因此我以为科学不仅替宗教的冲动清洗了它的拟人论的渣滓,而且也帮助我们对生活的理解能达到宗教的精神境界。

在我看来,人类精神愈是向前进化,就愈可以肯定地说,通向真正宗教感情的道路,不是对生和死的恐惧,也不是盲目信仰,而是对理性知识的追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相信,一个教士如果愿意公正地对待他的崇高的教育使命,他就必须成为一个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