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文亚隆:宗教与精神病学

Posted: 24th October 2011 by admin in 现代资料

idy2 欧文亚隆:宗教与精神病学欧文亚隆博士(Irvin D. Yalom, M.D.)是国际公认心理治疗大师,美国史丹福大学精神病学荣誉教授,著有多本被高度评价的教科书,包括《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团体心理治疗:理论与实践》,亦是多本心理治疗故事及小说的作者,包括《爱情刽子手》、《当尼采哭泣》、《诊疗椅上的谎言》、《生命的意义》、《叔本华的眼泪》及《凝视太阳:面对死亡恐惧》。

(翻译:抽刀断水)

前言

欧文亚隆获美国精神卫生协会颁授2000年奥斯卡菲斯特奖,表扬其在宗教与精神病学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以下是他在2000年5月于美国新奥尔良举行的美国精神卫生协会年度会议上发表的得奖演说,此演说曾在美国心理治疗期刊2002年第三期发表。

当哈丁博士通知我精神病学与宗教委员会颁授这个大奖给我的时候,我感觉心如潮涌,主要是喜悦,并为成为获此殊荣者中的其中一员而感到骄傲,之前获奖的那些思想者我都非常崇敬。当我得知首届奥斯卡菲斯特奖获得者是我的导师之一杰罗姆弗兰克(Jerome Frank),我特别感到高兴。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现年93岁的他,深思细密、好奇心和连贯性一如既往。

另外还有其他感受——更复杂、古怪、黯淡,难以表达。“宗教?我?一定是搞错了。”因此,我对哈丁博士的第一个回复是:“你肯定?你知道我将自己视为一名忠实的无神论者吗?”他立刻回应:“我们认为你一直献身于解决宗教问题。”这个亲切的回应令我疑虑尽释,并令我回想起我和我过去的治疗师、后来成为我的好朋友罗洛梅(Rollo May)之间的多次对话,他坚持认为我的教科书《存在主义心理治疗》是一本宗教书籍。我还想到露‧莎乐美(Lou Salome,《当尼采哭泣》一书中的角色)认为尼采是一位具有反宗教态度的宗教思想家。

我还将简述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和宗教慰藉之间的一些对比,我认为两者有着一种复杂而紧张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是拥有共同祖先的亲戚,有同样的关注:它们都有着照顾人类处境内在绝望的共同使命,有时它们还使用同样方法,例如一对一的关系、忏悔、内省、原谅他人和原谅自己的模式。事实上,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把心理治疗看作是一种呼召,而非一项专业。尽管如此,心理治疗与宗教慰藉在核心信念和基本实行方式,经常都是刚好相反的。

的确,在历史长河中,至少在17世纪中叶之前,最关注存在问题的那些思想家都是源于宗教的智慧传统,这并非说他们的洞见都是发源于基本的宗教信仰,而是宗教机构是宣扬和支持这些智力活动的唯一场所。我们可以从正负两方面来解释这个现象:正面是宗教机构鼓励并资助哲学探究,事实上在多个世纪里它们都是唯一的资助者,而负面则是宗教机构经常对哪些事情可以思考、以及哪些问题可以检验加以限制。

我的背景

尼采在《善恶的彼岸》中曾说:

“到目前为止,我渐渐开始清楚每个伟大哲学思想是什么:那是作者的自我忏悔,以及一种非自愿、无意识的回忆录;我也清楚地看到每种哲学中道德的(或不道德的)意图,为整株已成长的植物构成了真正具生命力的胚芽。”

尽管这种向度论有着否认任何永恒真理存在可能的风险(而尼采是很乐意承担这个风险的),我还是认真看待他这番说话,我将简述自己的宗教观点和知识位置的来源。我早期的宗教培训是一场教学灾难,我家庭的正统犹太教堂披着顽固僵化的权威主义外衣,令我十分反感,久而久之,对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在我生命的早年就已失去任何信仰的可能性。叔本华提醒我们,宗教信仰如果要茁壮成长,一定要在童年时期种植并扎根。用他的话说:“信仰的容纳能力在童年时是最大的,因此各种宗教都把占据幼年时期成为它们的首要任务。”因此,我从来没有早期就根植的信仰负担,并采取了“信仰是一种负担”的立场,跟许多其他早期非理性的信仰与恐惧一样。

叔本华还说过:“宗教是以寓言和神话表达的真理,以便让多数人明白和理解。”但当短视的宗教导师个人错误理解历史真理的寓言和比喻,或是由于种种原因,故意选择以某种方式去取代圣经权威,他们很可能会失去一些学生,而我很早就是其中之一。

渐渐地,我对存在的理解把我逐渐带引到一个科学和唯物的世界观中,我脑海充满著叔本华、伏尔泰、尼采、佛洛伊德的观点。事实上,在我最近准备这些讲话时,我重读了佛洛伊德有关宗教的著作(《幻象之未来》),起初我惊讶于我与他的观点十分相似,直到我意识到这些作品无疑为塑造我本身信念起着重要作用。我开始认为宗教与科学的世界观并不相容,我对叔本华的比喻“宗教就像萤火虫,只能在黑暗中才被看见”表示同情。顺带一提,叔本华预测,一旦科学的洞见之光驱散了无知的黑暗,宗教就会枯萎。尽管宗教信仰近来在美国有所复苏,很好奇这个预测距离事实会有多远。

我同样很同意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DNA领域诺贝尔奖得奖者)在新书《令人惊奇的假设》中诠释得很好的观点,书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这个令人惊奇的假设是:你、你的快乐、你的悲伤、你的记忆、你的雄心以及你的个人自由意志意识,事实上都只不过是一大堆神经细胞和相关分子的作用。”

我认同……不寻常的主张需要不寻常的证据

在这个最终源于电化学能量推动的神经元作用的人类经验名单之上,我还可加上其他经验现象,例如灵性、神圣火光、佛性、灵魂、圣境的概念,以及对顿悟、涅磐、启示、救赎的渴望。对我而言,这种唯物主义的观点,或称作自然主义的观点,是令人遗憾、感到羞辱和反感的,但同时也是明显和无法逃避。我可以告诉你们,我非常渴望拥有神圣火花、渴求成为神圣的一部分、可以永远存在、与失去的再重聚……我非常渴望可以如此,但我知道这些希望不能改变或构建现实。我认同这些不寻常的主张需要不寻常的证据,而不寻常的证据是指那种超越纯粹经验的证据,我们治疗师都知道那些证据都是脆弱、可能出错、经常变化、易受影响的。

在当代讨论这个主题的作家中,看来能最清晰表达我的立场,即能表达出科学立场,同时又保持在生命固有的敬畏感和神秘感(很像桑塔亚纳和斯宾诺莎的无神论或泛神论,对宇宙保持真实的虔诚,并尊敬其他人的信念系统)的人,有例如著有《鬼魂出没的世界》的卡尔萨根(Carl Sagan),和著名物理学家(也是天主教徒)、著有《怀疑论者与真正相信的人》的切特雷蒙(Chet Raymo)。

今时今日,要在美国承认自己没有信仰并不容易,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美国人相信死后生命的存在,这个比率比我们已知的任何其他国家都高得多。法国、瑞典、丹麦、奥地利、英国、荷兰、日本、捷克等国家都有四成至七成的人认为死后没有生命的。只有3%的美国人会说他们并不相信有上帝,相对在欧洲国家,这个比例会高出六、七倍。当我看见这些关于宗教信仰的全国调查结果之后,虽然很难令我不感到被边缘化,但我仍觉得我和那些和我接触的绝大多数学者和治疗师的观点分别不大。

我的中学教育是一个以科学为基础的医科预备课程,只有几科选修科,而我每次都会选修文学。我当时是一个对小说渴求的读者,到现在仍是,我的青春期都被那些探索死亡、意义、自由、关系等基本问题的小说家震慑著,尤其是伟大的俄国和法国存在主义作家。

在我接受精神病学培训期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精神病学驻院实习课程中,我接触到的老师如约翰怀特霍恩(John Whitehorn)和杰罗姆弗兰克(Jerome Frank),他们教授的折衷主义很适合我。我参加了一个长期个人正统精神分析,但分析师的僵化和冷漠姿态使我感到不满。同样令我不快的是,在当时那个狭隘和简陋的精神分析信念系统下,精神分析的信条有时使我感到不舒服,情况类似一个宗教基要主义者的场地一样。

在我接受培训的第二年,罗洛梅的《存在》出版了,它对我产生了巨大影响,为我开启审视和改善绝望的全新观点。当时我的妻子正在写关于卡夫卡和卡缪的比较文学博士论文,日常与她的讨论,增加了我对存在主义作家的兴趣。当我第三年驻院培训时,我就选修了第一个哲学课程。从此,我便花大量时间自修或上课学习哲学,专注于那些探索人类处境的哲学家——不知道该怎样称呼他们——没有哪个哲学家会欣然接受“存在主义者”这个称呼,最好用更传统一点的词汇,生命哲学家(lebens-philosoph)。被前苏格拉底学派、斯多葛学派、卢克莱修、叔本华、萨特、卡缪、海德格尔、尼采、C.拉蒙特以及桑塔亚纳都曾经吸引着我。

然而对我来说,哲学一直都是给予肯定多于启示。我的主要导师永远都是我的病人,在这几十年间,我利用临床工作协助探索相关的哲学课题。我很早就意识到,一位治疗师不可能轻易地解决未经分析的存在主义课题,因为这些课题都与恐惧紧扣著,以至刚出现就很快被日常生活转移了视线而迅速被遗忘。因此,我开始寻找一些基于种种原因而不得不面对生死基本问题的病人,并专注于这些病人的临床工作。成为史坦福大学教员的最大好处之一,就是我有足够资源和自由去小心选择我的病人,而无须担心经济回报。这当然是在风平浪静的前医疗集团时期,那时大学医院还未开始一个接一个地申请破产。

多年来,我选择治疗那些每天被逼要面对生命限期的人,他们的癌细胞经已转移。在刚开始时,我是以一对一的方式进行治疗,渐渐地我鼓起勇气为他们做团体治疗。后来,我又专注于处理丧失配偶或父母的伤痛,尤其关注这些伤痛降临在我们的方式,不单包含丧失,亦包含我们自身的必然死亡。

存在主义心理治疗

最后,在存在主义治疗方面,我觉得我积累了一些经验可以与大家分享,于是花了几年时间写出有关教材,该书以引人注目的名字《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命名,这个名称比较空泛,在继续讲述之前,请容许我对此作出一个粗浅定义:

存在主义心理治疗是一种专注于涉及与存在相关的动力治疗方法。(Existential psychotherapy is a dynamic therapeutic approach which focuses on concerns pertaining to existence.)

我说过这个定义是很粗浅的,请容我再解释一下“动力方法”的意思。“动力”(dynamic)一词既有通俗的定义,亦有专门的定义。通俗定义(源自希腊语字根dunasthi,表示有力量)暗示强而有力、具生命力,这显然与这里无关。但是,如果这就是“动力”的意思,那么有哪位治疗师会声称自己不是一位有动力的治疗师,而是一位呆滞或无生气的治疗师呢?

而我则使用“动力”一词的专门含义,它保留力量的概念,但那是源于佛洛伊德的心理功能模式,认为个人内在的冲突力量引发其思想、情感和行为。此外更关键的是,这些冲突力量存在于不同的意识层面,而当中有些其实是完全无意识的

因此,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作为一种动力治疗,跟其他各种精神分析治疗一样,都认为无意识的力量存在并影响着意识功能。但当问及下一个问题的时候,它就跟其他各种精神分析的意识形态分道扬镳了:这些内在冲突力量的本质是什么?

存在主义心理治疗方法认为,长期困扰着我们的内在冲突问题,不仅来自被压抑的本能对抗、或已内在化的重要成人、或已被遗忘的记忆片段与我们之间的斗争,还有来自我们面对存在的“既定事实”。

什么是这些存在的“既定事实”呢?假如我们容许自己将日常对生命的关注作出筛选或分类,并对我们于世上的状况作出深入反思,我们就无可避免地到达存在的深层结构(引用神学家保罗特里茨不错的名称“终极关怀”)。在我看来,四大终极关怀与心理治疗的关系相当密切:死亡、孤独、无意义和自由。这四个主题构成我课本的骨干,今日我将就这四个主题进行详细阐述。

存在主义治疗在实践时会是如何?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同时兼顾心理治疗交谈的两大方面:“内容”与“过程”。“内容”是指说了什么,包括说话的准确用词、所针对的实质问题。“过程”指的是一个截然不同而又极为重要的范围:病人与治疗师之间的人际关系。当我们问及一个互动的“过程”,我们是指:用词(以及非语言的行为)向我们揭示了在互动各方之间关系的哪些本质

如果你们观察我的心理治疗,往往看不见关于死亡、自由、无意义和存在孤独的长篇明显讨论,这些关于存在的内容只在某些病人(而非所有病人)在某些治疗阶段(而非所有阶段)比较明显。事实上,有效的治疗师不应试图设定任何讨论内容领域;治疗应是由关系推动,而非由理论推动。

但在同样以存在定位的治疗中,你观察到的一些典型过程,你将发现完全是另一回事。增强对存在主题的感受,对治疗师和病人之间关系的本质、以及每次治疗都有重大影响。

或者我以一些对于治疗关系基本性质的解说,来作出更好的阐释。我们与治疗对象之间关系的最佳用词是什么呢?病人/治疗师、委托人/咨询师、精神分析对象/精神分析师、委托人/帮助者、抑或是最近出现但也是到目前为止最令人厌恶的——使用者/提供者?要选择其中之一令我感到棘手,因为这些用语都不能准确传达我对治疗关系的理解,但有时为了方便,我会使用病人/治疗师这一词组。暗地里我认为还须把双方看作旅伴,一个能消除“他们”(受苦者)和“我们”(治疗者)之间差别的用语。

法国小说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e Malraux)描写了一位乡村牧师,他已倾听了几十年的忏悔,他对自己所体验到人的本性总结如下:“首先,人们都比自己以为的更不快乐……成熟的人并不存在。”无论是治疗师和病人,每个人都注定不仅要体验生命的愉快,亦无可避免要体验它的阴暗面:幻灭、衰老、疾病、孤独、丧失、无意义、痛苦的抉择、以及死亡。

没有比叔本华的表述更严苛和绝望:

“在青少年时期,当我们思索著未来的生命,就好像在剧幕拉开之前,坐在剧院内的小孩兴高采烈、热切渴求的等待着剧目开演,幸好我们并不知道之后将会发生什么事。假如我们能预见未来,小孩往往就像被判了刑的囚犯,不是死刑,而是终生监禁,但却完全未能意识到这个刑罚的含意。”

尽管叔本华的观点深受其个人不快的经历影响,但对于每个懂得自我觉察、自由思想的人来说,都难以否认这种与生俱来的绝望。我与妻子有时会安排一些想像中的晚宴派对自娱,分别邀请一些有相似倾向的人参加,例如我们所认识的一些独占论者、强烈自恋狂、或聪明的被动好斗分子,又或者反过来举办一个“快乐”派对,只邀请我们遇过真正快乐的人。尽管我们可轻易齐集其他种种怪异的人,但我们却从来无法为“快乐”派对找齐足够人数。每次当我们找到一些在人格逻辑上是快乐的人,并准备邀请他们,而我们继续寻找其他人时,我们就会发现某些快乐宾客最终遭受一些主要的人生逆境所困,通常是个人或子女或配偶罹患重病。

这种可悲却现实的人生观,曾经长期影响着我与求助者的关系。在培训期间,我经常接触到“经彻底分析过的治疗师”的概念--还记得这个童话故事吗?可是随着我人生阅历渐长,我与许多治疗师同行建立了密切关系、与这个领域的前辈见过面、曾被要求为多位前治疗师和导师提供协助、到现在我自己已成为了别人的导师、长辈,我逐渐意识到这个概念的神秘本质:我们都是一样,这里并没有治疗师,亦无人可以幸免于存在的固有悲剧。

当我谈到死亡、无意义、自由、孤独这些终极关怀时,很明显我正迈向每个宗教传统基础的领域。毫无疑问,宗教信仰和实践在各个时代都普遍存在,有哪个已知文化会观察不到某些宗教的模式呢?一些人会认为宗教信仰无所不在,确认或证实了一个无所不在的神。

当很多人相信时,我则持相反观点。换言之,纵观历史,每个文化之中的每个人都必须面对这些终极关怀,他们都寻求一些方法去逃避人类处境之中的内在焦虑。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些伴随着死亡、无意义、自由(即存在结构的基本缺乏,das nichts〔德文,意思是“虚无”──自由的深渊〕)以及基本孤独的思想而来的焦虑,然后宗教出现,成为人类希望缓解存在焦虑的初步尝试。因此宗教信仰普遍存在,正是由于存在焦虑普遍存在。很明显是我们为了安慰自己而创造了上帝,而不是上帝创造了我们,正如刚有文字记载时,就有哲学家指出,我们以自己的形像创造了他们,好像前苏格拉底时代的自由思想家色诺芬尼(Xenophanes)在2500年前写的:“如果狮子会思考,牠们的上帝便会有鬃毛和狮吼。”

无意义

meaningless 欧文亚隆:宗教与精神病学现在让我来谈谈一些心理治疗以及宗教对减轻存在焦虑所作出的努力。首先考虑无意义这个终极关怀。

我们人类看来是寻求意义的生物,却不幸地被丢进一个缺乏本质意义的世界。我们的主要生命任务之一,就是编造一个人生目标,藉以坚固地支撑生命,然后我们又必须运用技俩,否认自己就是这个目标的原作者,以推断出是我们“发现”了它,它一直在“那边”等待着我们。

我们持续不断寻找生命体系中的实质目标,常使我们陷入危机。由于关注人生目标而要寻求治疗的人,比治疗师所意识到的更多,例如荣格就估计他有三分之一的病人是为了这个缘故。这些控诉以许多不同形式出现,例如:“我的人生缺乏条理”、“我对任何事都没有感觉”、“ 我为何活着?结局是什么?人生必定有更深层的意义”、“我感到很空虚;每晚都看着电视,令我感到十分无意义和无价值”、“即使我现已50岁,我仍不知道我长大后想做什么。”

最近我看了一本很美妙的书《请听,我心》,是美国三藩市精神分析师兼出色抒情诗人艾伦惠理斯(Alan Wheelis)写的回忆录,当中一段与我们话题相关的描述使我印象深刻。作者当时正在带着他的狗蒙特在散步:

当我弯腰拾起一根树枝,他会立刻走到我面前,现在这件伟大事情就已发生。他有一个使命,他从不对这个使命作出评估,他会全力献身完成这个使命。无论任何距离、跨越穿过任何障碍,他都会奔跑或游水去拿取那根树枝。

他拿到后就会把它带回来,因为他的使命不单是拿到它,并要把它带回来。现在他步近我时越走越慢,他想把树枝交给我以完成任务,但他又不喜欢完成这个使命,因之后又要回复等待的状态。

他和我一样,都需要为某些自己无法理解的事情效劳。在我准备好之前,他必须等待。他很幸运有我为他扔他的树枝,而我也在等著上帝为我扔我的树枝。等了很久之后,谁知道何时(如有的话)他才把注意力再次转向我,给予我完成使命的心情,正如我给予蒙特的那样?

为何这段文章会使我印象深刻?想像生命中有一个预定具体的任务,这是多么令人向往。在我们之中,有谁没有过这个愿望:但愿有人会为我扔我的树枝。当知道在某处有一个真实、存在、主宰、默认的人生目标,那是多么令人安慰,而非只是无形、缥缈、被编造出来的生命目标,在我看来无可避免地都是由我们太阳系的终极远像中等待毁灭时所产生出来的。

生命意义的难题,一直困扰著所有具自我反思能力的人。当然,能为我们与上帝终极个人目标沟通的宗教启示,不论有多困难和冗长,都会高兴地受到欢迎。对于生命意义的难题,比起由本性传给我们更理性但令人沮丧的讯息,宗教的解答来得更舒服,那讯息只会提醒我们在宇宙中、在生物链中的卑微地位。我曾看过一幅难忘而尖刻的漫画,在每幅小格中画有一些物种,例如蚯蚓、鱼、鸟、蛇、牛,每格都有一个生物,重复著同样的呢喃:“进食、生存、繁殖。进食、生存、繁殖。”最后一格画了一个人,摆着罗丹“思想者”的姿势,自言自语地重复呢喃:“这些都是为了什么?这些都是为了什么?”其他物种看来都心里明白,只有我们人类无法解决,反而需要并继而认定一些更高层次目标或使命是存在的。

对于坚实而令人满意的人生目标方案,几乎所有临床及理论研究都指向一些目标,例如享乐主义、利他主义、奉献、传承、创造、自我实现。对我来说很明显,假如人生目标方案是自我超越的(即直指身外的事情或人物)、爱的动机、创造过程、对他人或一个神圣实体的爱,它们就承担著更深厚和更强大的意义。

现今年轻高科技新贵的过早成功,常会产生人生危机,这对非超越自我的生命意义体系的局限性是具有启发性的。他们在创业时目标清晰,决心赚取大量金钱、过优质生活、获取同事的尊敬、提早退休。许多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已达到这些目标,人数史无前例--当然在近期黄金时代结束、市场崩溃之前。但问题随即出现:“现在该如何了?随后的人生、往后的四十年呢?”

大部分我遇到的年轻高科技新贵,继续在做着大同小异的事情:成立新公司,设法重复著以往的成功。他们告诉自己的原因,是为了证明他们的成功并非偶然,没有某个合伙人或导师都可独自成功。他们提高标准,他们和家人不再因银行有一二百万元而有安全感,他们需要五百万、一千万、甚至二千五百万元达至安全感。当他们已拥有花不完的金钱,但却没停止赚取更多的金钱,他们意识到那样已是无意义和非理性。他们也意识到,他们正取走与家人相处的时间,和贴近内心的事物,但却无法放弃这个游戏;他们告诉我:“钱就在那里,我只须把它拾起。”他们必须继续做生意。有一位地产企业家告诉我,他一旦停下来就会感到自己消失。许多人害怕无聊,即使是最轻微的无聊感觉,都会将他们立即送回那个游戏之中。

与处理其他存在主义终极关怀(死亡、孤独、自由)的方式不同,在我的临床执业中发现,人生目标最好迂回地处理,最好不要直接追寻目标,而是容许投入一个正在扩大、令人满足、自我超越的尝试,继而产生有意义和真实的密切关系。我们治疗师所能给予最大的帮助,是识别并协助清除这种关系的障碍,正如佛陀的教导说,直接追寻人生目标并无开导作用,最好就是将自己浸入生命的长河之中,让这个问题漂流离去。顺带一提,我将顺便指出,作为治疗师专业的其中一个重大特权,就是为我们预防无目标的危机,我极少听到有经验的治疗师提出这个控诉。

孤独

isolation1 欧文亚隆:宗教与精神病学现在我将由无意义转向另一个终极关怀:存在孤独,首先我们需要就治疗专业上对孤独一词的几种用法作出区别。

一种是内心孤独(Intra-psychic isolation),指的是与自己隔离。这是一种古老的观念,想想宾斯旺格(Binswanger)在讨论爱伦威斯特(Ellen West)如何不再了解她自己的想法时,对她作出的描述:“这是最为孤独的状态,几乎与个人的自主有机体完全隔绝。”佛洛伊德把孤独的防卫机制形容为将一些不快记忆的影响除去,以及中断与这些记忆的关联,使它们从日常思想过程中隔离的一个过程,许多治疗师如福律兹培尔斯(Fritz Perls),经常把心理治疗的目的形容为帮助病人把他们自身分裂的各部分重新整合。事实上,培尔斯把他的方法称为完形疗法 (Gestalt therapy),以强调这疗法是以“完整”(wholeness)为目标(请留意完整 whole、疗愈 heal、健康 healthy、健壮 hale 的词根)。

另一种是人际孤独(Interpersonal Isolation),通常被体验成孤单,是在治疗中十分普遍的问题。孤单问题的来源有很多方面,包括社会的、地理的、文化因素的、亲密社区的崩溃、缺乏社交技能、个人对亲密感的敌意,如精神分裂、自恋、剥削别人、动辄指责别人。我们治疗师都习惯处理孤单,而且我相信在一个团体治疗的环境中,我们治疗深层孤单会特别有效。

最后,除了内心和人际孤独之外,还有存在孤独(Existential Isolation),这是更深层的伤害;它是一种更基本、集中于存在的孤独,指的是一个自身与外界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一个不单是自身与外界、更是自我与世界的隔离。据我经验,这个现象在面对死亡的病人中感觉最为强烈,因为那时病人才真正意识到他是独自诞生在这个世界,也一定会独自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或许希望在死亡时有其他人在旁,我们或会为著某个人或某个原因而死,但却丝毫不减死亡的孤独。尽管我们或会希望其他人陪同着我们死去(正如很多文明古国中的君主所做的一样),但死亡依然是人类最孤单的经验。话剧《每个人》在七个世纪后仍在上演,记得当主角“每个人”被死亡天使探访时,他乞求暂缓或延期。当这个请求遭到拒绝后,他再乞求容许在他的死亡旅程上有人陪伴,死亡天使答应他:“当然可以,假如你能找到这个人。”在话剧的剩除部分,“每个人”一直在找这位旅伴,而所有朋友和亲戚都以最站不住脚的借口拒绝了他,一位远亲更以脚趾抽筋为借口。最后,他求助于象征人物“美丽”、“智慧”及“财富”,但连他们都拒绝陪同他上路,只有一个例外,就是这出基督教道德剧中的“道德”,话剧的结局就是“善工”陪同“每个人”踏上他的最后旅程。

宗教慰藉与心理治疗都各自发展出自己的方法,缓解各种孤独形式所引发的烦躁不安。牛津英语词典告诉我们,宗教(religion)一词的其中一个字根是religare,意指束缚或捆绑。《罗马书》中利用religare这词暗示各种不同的束缚,包括自己与家庭、与祖先、与国家的束缚。这个束缚或捆绑在一起,或者让我们描述为联系(connectivity),生动地阐明了心理治疗与宗教两者相似的使命。事实上,联系是目前所有当代精神探索模式中一个很好的共同点。

在任何有关宗教和心理治疗的讨论中,“联系”一词都有重要价值。治疗师的最高目标,就是与病人尽量深入和真实地联系。在关于治疗师与病人之间关系的专业著作中,充满著有关相遇、真诚、准确的同理心、积极无条件关注的讨论,“吾汝相遇”。而团体治疗师最优先就是要建立团体的凝聚力,一旦该团体有凝聚力,当中每位成员就能更仔细检验和加强与其他各成员的关系。当我处理癌症病人团体内死去的成员时,他们经常提到与其他人一起感到很大安慰,这是借着面对相同情况提供深入联系的缘故。其中一位病人对“联系”提出一个可爱的描述:“我知道我们是在黑暗中航行的每一条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条孤单的船,但当见到附近其他船上摇曳的灯光,仍会使人感到莫大安慰。”

在面对丧偶者的治疗期间,我对于源自联系破裂的绝望印象深刻,这种绝望甚至超越了丧失的体验。丧偶的人会谈到过著无人留意的生活时所受的痛苦,无人知道他们何时回家、何时睡觉、或何时苏醒。谁不曾见过人们继续维持一段令人十分不满意的关系,正是为了渴望一位生命见证人?我们治疗师又有多常通过成为病人的生命见证人而提供协助的呢?

宗教为联系提供多种有力形式。虔诚信徒可从一位私人不断监察著自己的神获得安慰,这个神不单知道信徒的存在,更承诺终极的重聚,包括已失去的亲人、上帝、和宇宙生命力量。当然,显而易见的是,有组织的宗教透过教会提供联系,教会为志同道合的人提供稳定会众、兴办无数小组,包括社交小组、兴趣小组、查经小组、阅读小组、婚姻小组、单身小组。很多人加入宗教社群,无疑是为了社交联系,而非因为要忠于某个宗教教义的缘故。

死亡

dead 欧文亚隆:宗教与精神病学死亡是最公认、直觉上最明显的终极关怀。尽管一些治疗师在治疗期间都尽可能避免这个主题,听从阿道夫梅尔(Adolph Meyer)的格言:“别在不痒处瘙痒”,大部分治疗师都理解,对死亡的关怀总是存在,它从下面渗透出表面。没有其他事情如死亡般长期缠扰着我们。从童年时代起,我们都曾被死亡的黑暗势力占据着内心世界,往往在意识的临界边缘,而我们已建立一些以否认为主的防御机制来抵抗死亡的焦虑,这些防御机制在性格的形成扮演重要角色。很多哲学家都曾论述过生与死两者互相依赖的关系:学习好好生存,就是学习好好死亡;相反,学习好好死亡,就是学习好好生存。

人们与死亡对峙时,经常会创造一个戏剧性改变观念的机会。海德格(Heidegger)谈及两种生存模式,首先是一种“日常”模式,我们对世界事物状况感到惊讶,这是一个因周遭丰盛的事物而使我们忘记存在、忘记逃走、忘记平静的状态。之后是一种“本真”(ontological)模式,一个觉识存在(mindfulness of being)的状态,在存在之中我们真实地活着,为事物的存在和它们的最初本质而感到惊讶。人们在这个状态就已就准备好生命的改变了。

我们怎样才能由日常状态转移至本真状态呢?雅斯贝尔斯(Jaspers)将主要转移途径称为“边际经验”(boundary experience)——一种猛醒、不可逆转的经验,将人们从日常模式转移至一种更真实的模式。在所有可能的边际经验之中,与死亡对峙是目前来说最有力的。

我们一再看到与死亡对峙的人,他们的生命出现戏剧性的改变,这个题材在伟大文学作品中很常见(例如《小气财神》中的旨顾己、托尔斯泰所著《战争与和平》中的毕瑞,或伊凡伊里奇)。癌症病人曾经描述过他们的经验,重新排列生命的价值和轻视生命中的琐碎事情,对不重要的事情说“不”,尽力关心所爱的人、大地的节奏、季节的更迭、为别人安排预备死亡的模式。癌症以可怕的方式治愈心理精神病,而死亡则为生命赐予一个确切又喜又悲的沉痛。我们仍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尽管肉体上的死亡毁灭了我们,但死亡的概念却可拯救我们。

但我却经常听到病人的悲叹:“我只能至今才等到智慧,直到我的身体充斥着癌细胞,这是多么可悲啊。”这句陈述向治疗师提出一个重大挑战:在没有濒临死亡的情况下,即在我们日常执业时面对日常病人的时候,我们如何能找出这种改变的力量呢?拥有存在问题感受能力的治疗师,也许能运用其他较不明显和较巧妙的边际经验,例如生命时期的标记、退休、衰老的身躯、子女离家、其他人的死亡。即使诸如生日这样的琐碎事情,都可能是一个通往更深层次的重要途径,我们通常都会庆祝这些日子,但就这事稍为反思一下,就会提出这个问题:究竟庆祝什么?难道它的功能真的不是在否认和抵消对时光无可阻挡地飞逝的无情提示?

在我看来,大部分宗教教义都可能运用了一些治疗方法,但多数都通过否认死亡的定局为信徒提供强大的安慰,包括透过灵魂不灭、审判、救赎、天堂、与爱人和上帝重聚、轮回、与宇宙生命力量结合的概念。

自由

freedom 欧文亚隆:宗教与精神病学我有否试图将我的信仰观点强加于我的病人?当然没有,我的任务是提供帮助,意即对于病人的信仰系统要尽量有同理心(详尽地找出病人的心窗)。

但除了同理心外,还需要更多:病人要向治疗师全面告知他的宗教观,如此教诲是来自病人自己或治疗师的独立研究。有时我亦曾向神父和修女提供治疗,我会敦促他们更深入地研究自己的宗教信仰,以获取其中应得的安慰。有时治疗师的任务之一,就是揭露以下行为的合理化:容许个人在更主要的宗教活动之上,重新排列和提升另外一些宗教活动,例如当个人过度侍奉精确的宗教仪式,优先于表达爱、慈善和分享的情况出现。

这就是我就对信仰非常依赖的人所作出不涉及我自己的表面回应,然而我内心的沉默回应又是什么呢?我们对信仰需要的力量和执著,通常都使我感到十分诧异,这种需要挥之不去:我们对生物学以外某些东西的信仰需要,竟是如此不寻常地固执,到处包围着我们的不只是各式宗教信仰,其中许多都坚持某组特定信仰是独一无二的,而且还有一些较少思索性和较明显非理性的信仰:前世沟通师、被外星人绑架、千里眼、能量手术刀、鬼魂、巫术、占星、超觉静坐飘浮、太虚之游、探杖占卜勘矿、通灵术、神蹟、死后经验、易卦占卜、风水、天使、水晶灵气治疗、手相、彩光气场解读、念力、骚灵现象、驱魔、塔罗占卜、预知、共时性……我肯定你们任何一位都能补充这个名单。我重申一下之前的说法,这些不寻常的主张需要不寻常的证据,而这些不寻常的证据却从未被证实过。

有时我对人类处境的潜在脆弱感到深切悲伤,它引发了我们对信仰的轻易相信和强烈需求,像新生氧般必须并将会立即粘附在某些东西。面对专为人类设计非理性信仰的危险,有时我对未来感到担忧。超自然信仰可能会毁灭我们,而并非缺乏信仰。我们只须回望过去,就可探寻到固执的信念导致广泛破坏的痕迹,或者我们可看看当代在中东或印度次大陆的多次冲突,互相冲突和固执的原教旨主义信仰系统威胁着数百万人。我喜欢尼采的格言:个人对事物的信念谈不上什么勇气,但对信念的改变则需要勇气。

有时当我想到一个人的大部分人生都花在强迫性行为的束缚上,持续进行冥想或过度沉溺于宗教仪式,我都感到悲伤(但没说出来),这些束缚使人类失去自由、创造力和成长的一些部分。

在四圣谛中,佛陀教导说生命是苦,这苦源于欲望和执著,透过修习冥想,就可以脱离欲望,消除所受之苦。叔本华也有相似的立场,他认为愿望是无穷无尽的,当一个念头被满足,我们只能享受片刻满意,但随即就被无聊取代,直至另一个欲望控制我们。

对我而言,这些观点看来是过于悲观,我感激人类存在中的苦,但我从未体验过这苦大到需要牺牲性命。我更喜欢一个尼采式的庆贺生命、投入生命、爱上命运的思考方法。在治疗濒临死亡的人期间,我学会了每个人对死亡的焦虑是与其“没有活出的生命”的总量成正比。那些感到活出丰盛生命、完整其潜能及命运的人,在面临死亡时都感到较少恐慌。卡山扎契斯(Nikos Kazantzakis)是一位著有许多伟大庆贺生命艺术作品的作者,例如《希腊左巴》、《希腊式受难剧》,治疗师可从中学到许多。他跟尼采一样都是反宗教的虔诚信徒,因他被逐出教会,他被安葬于克里特岛首都伊拉克利翁的城墙之外,坟墓上自选的基志铭是:“我无求,我无惧,我自由。”我喜欢他在主要作品《奥德赛现代续篇》中对生命的建议:“除了一个烧毁的城堡外,什么都不要留给死亡。”这是对我们生命、也是对我们治疗工作的一个不错指引。

转自离教者之家,原文见 http://www.yalom.com/

  1. Adriana says:

    You have the monopoly on useful in’e-mationraronft monopolies illeg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