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鴻銘2 210x300 (清)辜鴻銘:《為吾國吾民爭辯書》辜鴻銘,有「狂儒」之稱,學博中西,號稱「清末怪傑」,是滿清時代精通西洋科學、語言兼及東方華學的中國第一人。此文原作於1891年長江教案時期,最初發表在《學林西報》上。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論語 衛靈公第十五》

近日,鑒於中國底層民眾屢屢發起反對在華外國傳教士的騷亂,本人擬在此對他們的傳教事業、他們為之而做的實際工作以及其傳教目的予以檢視與調查。在進行這樣的檢視之後,為了中外雙方的共同利益,我想請求外國政府採取一些措施——即便不是將其全部撤走,至少也應該對目前在中國業已初步成型的整個基督教系統做出一些調整。至於將我這個建議付諸實施的時機是否已經成熟,下面我來進行進一步的分析。

目前,在華外國傳教士們公開宣稱,他們傳教的目的——這正是我將專門提出來加以檢視的——我想,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提升中國國民之道德

坦白地說,最初中國政府被請求接受在華傳播基督教的行為,這一目的理應是合理且合法的。按照他們最初的設想,這樣的善行無疑應得到中國政府的全面支持:任何能夠提高人民道德水平,並使他們成為更加遵紀守法的百姓和具有高貴心智之公民的計劃,花費一切純粹世俗的東西都是值得的。因此,如果能夠證明西方的傳教士們以他們目前在中國傳播基督教的手段與方式,將有實現這一目標的些許希望,那麼我絕對贊成讓他們得到全面的保護--如果必要,我們的政府甚至可以用槍炮和戰艦來鎮壓不服的民眾。但是,西方人能夠提出讓人心悅誠服的證明嗎?

如果只是接受具備現代知識的傳教士們帶入中國的形式上的基督教便能有助於中國人提高其道德水平,使其變得更加善良、高尚,那麼人們一定會自然而然地想到該民族的那些最優秀分子--即便中國現在很貧弱,西方人也不能否認,在中國仍然存在好人和高尚的人--他們將是最願意被吸納入教的人。但是,事情果真如此嗎?

我想請求每一位真正瞭解中國那些最優秀、最有教養的人所思所想的外國人坦誠直白地說,是否有可能將這些人吸納入教?他們關於本民族文化傳統的信仰,是否能夠自然而然地容忍傳教士們帶入中國的形式上的基督教這樣一種宗教信仰?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相反,一個公開而殘酷的事實是,在中國人之中,只有那些人品最糟糕、為人最軟弱無知、最為貧賤墮落的人,才會是第一批響應傳教士號召而皈依基督教的人。

我們再來審視一下,除了這些人之外,傳教士們還吸納了什麼樣的人?如果有人認為我這種觀點過於武斷而絕對,那麼我要求他向我證明,傳教士們所吸納的中國教民作為一個社會階層,不要說其道德水準較高了,即便他們能像那些沒有皈依基督教的中國人那樣受過教育,或者能像他們一樣善良或一樣對社會有用也可以。但是,事實是怎麼樣的呢?我再請求反對我的觀點的人向我證明,這些皈依者,這些丟棄了他們先輩信仰的中國人,是否確實聽從外國老師吩咐,對他們自己民族既往的歷史與傳統持既不蔑視也不同情的中立態度?總之,我仍然要堅持自己的觀點:這些孤立地生活在中國社會而為本民族的人所不容的棄民,一旦他們那種意在追求純粹的金錢利益的希望破滅和其他外在的道德、制度約束消除之後,這些人便會迅速墮落成比目前中國社會中最壞的人還要邪惡的惡棍。如果有任何人懷疑我在此所道出的事實,那麼我將請他老人家去讀一讀太平天國叛亂的歷史--將來,這場叛亂會被中國乃至全世界的史家稱為「加入基督教會的中國棄民之叛亂」。很明顯,無論是在道德上還是在智識上,太平天國的叛亂分子都屬於那種皈依基督教的中國人的典型。

因此,我請求在中國的每一個有評判資格的外國人--也包括那些傳教士本人--捫心自問,他們是否完成了傳教計劃中的這一部分,即通過傳播基督教使中國人道德水平提高,讓他們變得更加善良、高尚?他們在這方面的活動是否還沒有被證明就已經痛遭失敗?接著我想進一步發問,特別是問那些新教傳士們,這種慘痛的失敗是不是促使他們將傳教工作重心轉向了他們稱之為「科學宗教」和「慈善宗教」方面?

接下來,我們再來討論一下外國傳教士們的另外兩個傳教目的。

二、開啟中國國民之民智

無疑,這也應該是一項偉大而高尚的工作。如果說世俗的、相對於文化思想交流而言更易於腐爛的商品的交流是必需而有價值的,那麼民族之間不朽思想的交流則更為必要,也更有價值。因此,如果能夠證明在中國的傳教事業是一種智識運動,如果傳教士們能夠證明,他們確實為籠罩於愚昧無知之黑暗中的中國人帶來了光明,也就可以說,他們通過融匯貫通更高層次的思想交流使東西方之間的文化聯繫變得更加緊密了。如果事情真是這樣的,我希望他們得到中國所有善良之人的支持。但是,我又要發問,現實真的能夠證明這一主張嗎?

無疑,新教傳教士們近年帶來了大量他們稱之為「科學」和「科學宗教」的東西,他們敢毫不猶豫地告訴傳教處所在地方的中國學生們:你們的朝廷官員愚蠢到對月食也會大驚小怪的地步--但是,諷刺的是,在緊接著進行祈禱時他卻又會告訴同樣一批學生:太陽和月亮至今仍然聽命於猶太耶穌會長約書亞,在空中停止不動。然後,他們還會告訴這些學生:《聖經》是一本記載著世界所有事物真實情況的書,是一本由全知全能的造物主所口述的聖書。現在,憑心而論,我請求每一個心中尚存以智識啟蒙兒童之目的人說,世上是不是還有比這種說教更反科學的東西了?用一個不至於讓洋大人們感到過於刺耳的名詞,我們可以稱之為「知識雜耍」。虔誠的傳教士們自己也許沒有意識到這一事實,我認為,這反而顯得更可悲,也更能證明其說教的毒害有多麼大,同時又有多麼隱晦,殺人於無形!

基於這一觀點,我認為,無論新教的傳教士們能夠給中國人帶來多少純科學的信息,他們同時也引狼入室,帶來了一大禍害,這一禍害最終將葬送啟蒙中國民眾智識的全部希望。因為,為了反對與之同根的「知識雜耍」,歐洲近代所有偉大的人類精神解放者已經與之奮力戰鬥了數百年--甚至直到今天,他們仍然在繼續戰鬥!的確,對於任何一個完全瞭解歐洲啟蒙思潮發展歷史的人來說,那些在歐洲焚燒科學進步書籍、迫害科學家的基督教衛道士,卻在中國把自己打扮成科學和智識啟蒙事業的鬥士,這看起來該是多麼奇怪和荒唐可笑!因此,外國傳教士們在中國奮力開拓的傳教事業,非但不是真正的智識運動,甚至任何一個中國人只要有耐心瀏覽完那些以傳教名義出版的愚不可及的小冊子,就很容易發現這些東西實在無法使受過教育的中國人在智識上看得起外國人。對於那些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他們看到這些愚昧的東西正在被強加給中國人民,一方面伴之以傳教士的傲慢自大和狂妄放肆,另一方面又伴之以某些外國政府炮艦的威脅,他們便自然而然地對那些外國人充滿憎惡了。這不是一般的憎惡,而是只有看到他們奉之為至高至聖的東西、那些屬於整個民族國家同時也屬於他們自己的東西--諸如他們的處世之道,他們的文化和文學的優雅--都處在無可挽回的損傷和破壞的危險中時才能有的憎惡。這,讓我在此指出,就是受過教育的中國人憎惡西方人的根源。

因此,我認為,如果就傳教士傳播福音這一合理合法的目的本身而言,鑒於人們仍可以拋開其純粹的基督教外在形式而相信其教義精神,所以它對中國人來說還是有某種好處的,起碼沒有任何害處。然而,當他們以反科學的「知識雜耍」來傳播「科學」的虛偽面目暴露時,肯定連這樣一點好處也談不上了。如果像我曾經指出的那樣,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傳播福音的工作已徹底破產,那麼我也必定會認為,最近某些傳教士關於「科學」和「科學器物」能夠使中國強盛的叫囂(無疑,它帶有反對其祖國的終極目的)不是一種顯而易見的欺騙,便是一種幻想。

三、在中國開展慈善工作

儘管我們可以肯定這也是一種值得讚賞的事,但是必須承認,一個世俗的工作,其本身必須以純粹世俗利益的天平去衡量。如果在中國的基督教傳教活動是並且只是一個純粹的慈善計劃,那麼我請求證明:作為一種慈善活動,與它的花費相比,它應有等值的意義。無疑,新教醫院和天主教孤兒院對於單個的中國人來說是一種行善的手段,但是傳教士們是否能夠證明,這種善行在數量上與它所花費的錢相配嗎?且不提其他費用,僅就其本國政府為傳教土在中國所提供的特別保護與補償費用而言,這一切都值得嗎?我個人認為,所有這樣被花費掉的錢,與其被用於期望傳教機構去行善,還不如代之以職業的醫生和護士去行同樣的善更為值當(如果你們歐洲人願意的話),在救死扶傷方面,後者的收益不知要大到多少倍,而且也更加能夠勝任。如果人們還要認為基督教傳教是為減輕中國人民的痛苦而行善,那麼讓我再問,他們實際上所做的工作,與他們叫嚷每年都「的的確確」用在中國人民福利事業上的那樣一筆龐大的錢款相比,是否值得呢?在歐美人民為支持傳教所捐助的數以百萬元計的費用中,到底有多少被用於減輕中國人民的痛苦,而又有多少被用於供養傳教士及其家眷,用於修建他們漂亮的住房和療養院,用於支付他們長篇累牘的信箋和郵票費用,或者用於支持他們的討論會呢?因此,我請問,這種被當作為純粹的慈善計劃的東西,難道不是每個在中國的公正無私的外國人都知道的公開秘密嗎?在中國的整個傳教事業,難道不只是一個為那些從歐美來的失業的專職人員提供福利的巨大慈善計劃嗎?對於這種慈善問題,誰也不願意如此來談論,但是我認為一旦發現真理,就應該毫無保留。不僅如此,我請求那些心胸最為博大的人們開口說點什麼。這些本來受雇而來要帶給這個國家和平與親善的人們,此時卻正在對該國政府極盡侮辱和叫囂報復之能事,而這個政府儘管焦頭爛額、困難重重,仍然在忠實地設法保護他們;這些口口聲聲對這裡的人民念著仁慈和寬愛的人們,如今卻只是為了那些愚昧之舉--甚至於在最近這些騷亂中,即使那些受難最深的合法起訴人在公正的法庭上,也只能證明這些舉動並不比可以理解的無知更壞--便以炮彈威脅他們。事實上,我請求那些心胸最為博大之人,當人們對上述這些人僅以真理相告的時候,他們是否有資格要求人們嘴上留情?

不過,我在這裡對傳教士們道出這番逆耳忠言的目的,並非只是逞自己口舌上的一時之快。前面我已經跟大家說明,他們傳播福音的工作已然失敗;此外,我還證明,他們那所謂的「傳播科學」和「進行智識啟蒙」的事業不是一種欺騙,便是一種幻想;進而,我還證明,那些被認為是純粹的慈善計劃的在華傳教事業,充其量不過是一個為了那些在歐美各國失業的專職人員而設計的巨大慈善計劃--像這樣一種東西是不值當它的花費的,即便僅以供養他們的錢款而論,也不合算。我之所以要證明這些目的,是要請求每一個具備明達智慧、公正無私的西方人,如果他發現我所表明的(他可以加以補充和修改)觀點確實可信,那麼我請求他說說看,這種不值得的慈善計劃還該不該讓它繼續為害下去--此時此刻,它所威脅到的東西比它已經損害到的東西要多得多--它不僅威脅到四萬萬中國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而且威脅到歐美各國在中國的巨大的商業、工業和其他利益,並使之危若累卵,面臨傾覆之險。因此我認為,傳教士在中國的存在,無論對於中國人還是外國人 都是一個危害。

下面,我將證明,目前外國政府支持在中國的傳教活動,既是對中華民族的侮辱,也是對他們自身利益的損害。我之所以說它對中華民族是一種侮辱,是因為中國的高級官員,那些正僱傭著大批有技術、有教養的外國專家的高級官員,當他們看到連他們所僱傭的這些人也不相信傳教士的鬼話,而外國政府卻偏要堅持將其作為宗教導師送到中國來「提高中國人民的道德水平」時,他們所想到的會是什麼呢?我說它對中國人民是一種侮辱,還因為當外國領事調來炮艦為傳教活動撐腰的時候,那些在他們的領事館幹活的中國苦力們卻知道,傳教士作為一個整體,並不被那些地位較高的外國人當成道德教師。

再者,它不僅僅是對於中國人的一種侮辱,還是一種導致了中國人民起來反對在華傳教的侮辱。我已經提到,它對於歐美列國人民來說也是一筆巨大的花費--一筆經由他們的政府為傳教士及其財產提供專門保障而不得不支付的浪費。此外,在所有這些騷亂中,外國公眾只能聽取傳教士--有偏見的一方的一面之辭,而中國人民的聲音他們卻聽不到。現在,代表那些中國人民,我斗膽提出下列意見,我想每個正直無私的外國人都將認為它是合理的。

一般人都承認,對於一切錯誤行為,只有兩種途徑可以加以有效的控制,那就是法律和公眾輿論。但是對於在中國的傳教士,那些被允許帶著 comitatus(我稱之為中國的「社會棄民」)四處遊蕩的人,他們的眼中卻沒有法律,因為他們的領事遠在天邊,而中國人對之又沒有直接審判權。同時,他們也不害怕中國的公眾輿論,因為他們只同那些中國棄民,即他們的皈依者們接觸,很少有人主動地接觸普通中國民眾。因此,我以為在那些中國人甚至於目前的那些騷亂者受到譴責之前,應該揭示這樣一個事實,即:那些缺少所謂一般人都必需的兩種基本約束力的傳教士們,是能夠墮落無惡不作的地步的。他們出於對那些中國棄民也就是他們的皈依者的偏心,出於他們自己對於「聖潔」的「高見」,能夠對他們生活於其中的中國人表現得蠻橫而放肆,到處插手中國社會事務或對中國老百姓施以小小的暴虐行經。如果有人懷疑就其主體而言,傳教士們會做出這些事情來,那麼請他去看一看並記下這些人不僅在有關中國人的問題上,而且在只與外國人有關的問題上,「無論何時涉及到傳教士自身的事情與私利時,他們在報紙上所發表的言論以及其所持之共同論調和精神」。因此,我說,在中國人受到外國公眾輿論的道德譴責之前,請拿出證據來說明這些騷亂不是日積月累的侮辱和傷害所激起的憤慨的總爆發。至於那些關於嬰兒及其被挖出的眼珠的駭人傳聞,其實不過 是點燃這場隨時可燃的烈焰的導火索罷了(見1879年爆發的福州烏石山教案的相關報道)。

上述這些原因,我認為就是中國民眾對於傳教士存在於中國的事實持強烈不滿的真正原因。至於我稱之為「來自歐美的失業的專職人員」這一階層,他們可以帶著中國的棄民在中國的土地上自行其事、無所約束。除了他們身上的純粹的聖職之外,沒有什麼是他們不敢侮辱、傷害的,這樣的事實讓我不得不在此再次強調,這就是中國民眾憎惡外國人的根源--它與我在本文第二節(即「智識啟蒙」部分)談到的受過教育的中國人憎恨外國人的根源有所不同。這樣,傳教士就對中國人憎恨外國人僅有的兩個深層原因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基督教傳教士在華傳教給中國帶來的所有災難,都可以從一個醜惡而凶暴的史實中管窺全豹。這個事實就是我稱之為「在華基督教傳教團教導出的中國棄民的叛亂」的太平天國叛亂。正是這一暴亂,改變了我們曾經喜愛並自豪地稱之為「花國」(Flowerly Land)的本來面目,就像將一個如花似玉、面帶微笑的少女變成一個形容枯槁、憔悴不堪的老婦人一樣。

下面,我長話短說,想簡單地談談傳教士在中國的存在為何對於外國的利益也是一種危害。在此,我只需請求所有明智的外國人想一想一個資深外國駐華領事曾對我說過的話:「對於中國人持久的傷害,最終也要傷害到外國人。」因此,如果我所做的關於傳教土在中國不是行善而實在傷害了中國人的說明有可信之處,那麼傳教士在中國的存在也就必然是對外國人的傷害了。我曾說過,傳教士對中國人憎惡外國人負有責任。現在,毫無疑問的是,中國人的這種憎恨對於外國人不可能有什麼好處。面對今日中國的這種危急現狀,我堅持認為,此種憎恨已使外國人在華的巨大商業利益和其他利益面臨著大大受損的威脅。一切愚蠢和感情用事的憎恨當然應當制止,但那種歸根結蒂是正義情緒的憎恨,我相信再多的炮彈也摧毀不了它,那些試圖如此行事的人將只能造成混亂,並以傷害他們自己而告終。

現在,傳教士們正叫嚷要以炮艦鎮壓中國人,並試圖引導外國公眾相信,那些請求外國人在這些教案中不要以炮艦相威脅的官員們不過是出於自私的目的。但我想,那些瞭解人民脾氣的人應當告訴外國公眾,外國炮艦為所謂「傳教事業」所發出的第一炮,就將成為一場戰爭的標誌,不是與中國政府的對抗--正如我們迄今為止所經歷的對外戰爭那樣--而是一場反對中國人民的戰爭。傳教士們已經在以大聲「鴉片戰爭」相恐嚇,但他們應稱之為一場「傳教戰爭」。我們現在正飽受這樣一場戰爭的折磨--除非能有一些公正無私、有足夠的常識,並富有正義感的外國人挺身而出,否則,要阻止這場戰爭是不可能的。因此,憑著這種常識和正義感,我要說,為了中外人民的共同利益,我極力請求外國政府著手解決中國的傳教問題--即便不將其完全撤離,起碼也應該對他們做某些限制。我想請問列國政府,這樣一種時機是否還沒有到來?對於此種傳教計劃,我已經證明,它不過是救濟來自歐美諸國的失業專職人員的一種毫無價值的慈善計劃罷了。

現在,我講出了多年來反覆沉思的話,這些話鑒於我個人和其他更深刻的考慮,我一直猶豫未曾出口,不過現在都講出來了--Sohilf mir Gott: ich kann nieht anders.(吾豈好辯哉,吾不得已也。)

一個中國人又及:以上所述,我把新教教會與天主教會的活動等量齊觀,並為一談。然而,如果不在此附上引自埃里松伯爵先生(Comte d’Herisson)所著《一位譯員在中國的日記》一書中的這個片斷,我將有失公正,也不便於人們瞭解真相的來龍去脈。對於這個富有狂熱的愛國精神的伯爵,我可以在此指出,他是那個統帥法軍、與英國人一道進佔北京的法國將軍的譯員和機要秘書--這位伯爵先生說:「如果在此不提醒人們注意我們在中國所看到的基督教傳教士在戰爭中起了多麼大的協助作用,那麼我就缺乏正義感,也沒有尊重事實。耶穌會士所呈獻給將軍的一切情報以及說明情報的準確性的文件,無論是關於我們必經的那些省份的資源的情報,還是關於我們將要在前面碰到的部隊人數的情報,都是通過當地耶穌會士獲得的--而他們也得通過為他們效勞的中國人來得到這些情報。秘密報告不僅要求對人和事有深入的瞭解,而且要求提供報告者有真正的勇氣,因為我們一旦離開這個國家,這些報告就會使他們受到中國人的可怕報復。耶穌會士在這個時期表現出了熱烈的愛國主義和令人欽佩的忠誠。」

現在,我請求每一個外國人說說看--無論他是法國人,英國人還是德國人,中國人民以他們所具有的力量,Ecrasezlle inffame(消滅邪惡者),猛烈地打擊懷有這樣一種patriotisme ardent(愛國主義狂熱)的人--就像他們現在所做的那樣,在道德上是否還有什麼不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