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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宓與陳寅恪1919年在哈佛的一席談

Posted: 20th March 2013 by admin in 經典文獻

陳寅恪(1890 – 1969),民初清華大學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通曉二十多種語文,為著名國學家、史學家,被譽為「教授中的教授」。 西洋文學家吳宓(1894 – 1978,字雨僧),1917年從清華畢業後赴美留學,兩年後,在哈佛大學讀書時,經同學俞大維介紹,結識了從歐洲來此遊學的陳寅恪。時吳宓25歲,陳寅恪29歲。兩個年輕人都志在學術,情趣相投,很快就成為密切來往的朋友,吳宓有「以後宓恆往訪,聆其談述」的記述。吳宓曾說:「宓於民國八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得識陳寅恪。當時即驚其博學,而服其卓識,馳書國內諸友謂:『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今時閱十五、六載,行歷三洲,廣交當世之士,吾仍堅持此言,且喜眾之同於吾言。寅恪雖係吾友而實吾師。」(《吳宓文集》) 本網按:文中方頭括號【】內的注均為原書腳注,六角括號〔〕由後人所加。關於陳寅恪教授如何看基督教,請參閱第三點。 據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雨僧日記》:「是日為歐戰休戰週年紀念日Armistice Day;校中放假。午陳君寅恪來,談印度哲理文化與中土及希臘之關係。又謂宓欲治中國學問,當從目錄之學入手,則不至茫無津埃,而有洞觀全局之益。當謹遵之。」 又同年十二月十四日《雨僧日記》,記有寅恪伯父與父親之間的一次縱論中、西、印文化的極其重要的談話:「星期,小雪。午陳君寅恪來,所談甚多,不能悉記。惟拉雜撮記精要之數條如下: 「(一)中國之哲學美術〔即藝術〕,遠不如希臘。不特科學為遜泰西也。但中國古人,素擅長政治及實踐倫理學。與羅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實用,不究虛理。其長處短處均在此。長處即修齊治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旨;短處即實事之利害得失,觀察過明,而乏精深遠大之思。故昔則士子群習八股,以得功名富貴。而學德之士,終屬極少數。今則凡留學生,皆學工程實業,其希慕富貴,不肯用力學問之意則一。而不知實業以科學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極,只成下等之工匠。境遇學理,略有變遷,則其技不復能用。所謂最實用者,乃適成為最不實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學,精深博奧者,亙萬古、橫九亥,而不變。凡時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國經世,尤必以精神之學問(謂形而上之學)為根基。乃吾國留學生不知研究,且鄙棄之。不自傷其愚陋,皆由偏重實用積習未改之故。此後若中國之實業發達,生計優裕,財源浚辟,則中國人經商營業之長技,可得其用。而中國人,當可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國人以學問美術等之造詣勝人,則決難必也。【宓按,即以中國之詩與英文詩比較,則中國之詩,句句皆關於人事,而寫景物之實像,及今古之事跡者。故杜工部為中國第一詩人,而以詩史見稱。若英文詩中之虛空比喻Allegorical, Symbolical, Abstract nouns, Personifications, etc.〔寓意性、象徵性、抽像名詞、擬人法〕 及仙人仙女之故典,Mythological allusions〔神話隱喻〕及雲煙天色之描寫;皆為中國詩中所不多見者。宓意以詩論詩,中國詩並不弱,然不脫實用之軌轍也。】夫國家如個人然。苟其性專重實事,則處世一切必周備,而研究人群中關係之學必發達。故中國孔孟之教,悉人事之學。而佛教則未能大行於中國。尤有說者;專趨實用者,則乏遠慮,利己營私,而難以團結、謀長久之公益。即人事一方,亦有不足。今人誤謂中國過重虛理,專謀以功利機械之事輸入,而不圖精神之救藥,勢必至人慾橫流,道義淪喪。即求其輸誠愛國,且不能得。西國前史,陳跡昭著,可為比鑒也。 「(二)中國家族倫理之道德制度,發達最早。周公之典章制度實中國上古文明之精華。【今中國文字中,如伯、叔、妯、娌、甥、舅等,人倫之名字最為詳盡繁多。若西文則含混無從分別。反之,西國他學原質七八十種,中國則向無此等名字。蓋凡一國最發達之事業,則其類之名字亦最備也。】至若周秦諸子,實無足稱。老、莊思想尚高,然之西國之哲學士,則淺陋之至。余如管、商等之政學,尚足研究。外則不見有充實精粹之學說。【今人盛稱周秦之國粹,實大誤。】漢晉以還,佛教輸入,而以唐為盛,唐之文治武功,交通西域,佛教流布,實為世界文明史上,大可研究者。佛教於性理之學Metaphysics〔形而上學〕獨有深造。足救中國之缺失,而為常人所歡迎。惟其中之規律,多不合於中國之風俗習慣。【如祀祖、娶等。】故昌黎〔韓愈〕等攻辟之。然辟之而另無以濟其乏,則終難遏之。於是佛教大盛。宋儒若程〔頤、顥兄弟〕若朱〔熹〕,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義理之高明詳盡,足以救中國之缺失,而又憂其用夷復夏也。乃求得而兩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實,取其珠而還其櫝。采佛理之精粹以之註解四書五經,名為闡明古學,實則吸收異教。聲言尊孔闢佛,實則佛之義理,已浸漬濡染。與儒教之宗傳,合而為一。此先儒愛國濟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諒之者也。故佛教實有功於中國甚大。【宓按,西洋,當羅馬末造,世道衰微,得耶教自東方輸入,洗滌人心,扶正綱維,Regeneration of the Human Will〔人類意志的更生〕,巴師〔Irving Babbitt, 吳宓在哈佛的導師,後通譯白璧德〕等常言之。自後在西洋,耶教Christianity與希臘、羅馬之古學Pagan Classicism〔異教古典主義〕合而為一。雖本不相容,而並行不滅,至今日人鮮能分別之者。實則二派宗傳,本不相逕庭者也--參閱Paul E. More先生之Shelburne Essays第九冊”Paradox of Oxford”一篇,申述此意極詳盡。故中西實可古今而下,兩兩比例。中國之儒,即西國之希臘哲學,中國之佛,即西國之耶教。特浸漬普通,司空見慣,而人在其中者,乃不自覺耳。--又按中國史事,與西洋史事,可比較者尚多,立此其大綱也。】而常人未之通曉,未之覺察,而以中國為真無教之國,誤矣。【宓按,近來法國及日本儒者,研究佛教之源流關係極詳盡。現此間若陳君寅恪及錫予,均治佛學。陳君又習古梵文,異日參考中國古籍,於此道定多發明。擄其所言——但舉一例。中國之『胭脂』一字,乃譯自佛語,半以月,余一半則摹其音者耳。——又如『閻羅』,亦印度神名。見後注。】自得佛教之裨助,而中國之學問,立時增長元氣,別開生面。故宋、元之學問文藝均大盛,而以朱子集其大成。朱子之在中國,猶西洋中世之Thomas Aquinas〔阿奎那,1225 – 1274,意大利神學家〕,其功至不可沒。而今人以宋元為衰世,學術文章,卑劣不足道者,則實大誤也。歐洲之中世,名為黑暗時代Dark Ages。實未盡然。吾國之中世,亦不同。甚可研究而發明之也。 「(三)自宋以後,佛教已入中國人之骨髓,不能脫離。惟以中國人性趨實用之故,佛理在中國,不得發達,而大乘盛行,小乘不傳。而大乘實粗淺,小乘乃佛教古來之正宗也。然惟中國人之重實用也,故不拘泥於宗教之末節,而遵守『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之訓,任儒、佛、【佛且別為諸多宗派,不可殫數】回、蒙、藏諸教之並行,而大度寬容( tolerance),不加束縛,不事排擠,故從無有如歐洲以宗教牽入政治。千餘年來,虐殺教徒,殘毒傾擠,甚至血戰百年不息,塗炭生靈。至於今日,各教各派,仍互相仇視,幾欲盡剷除異己者而後快。此與中國人之素習適反。今夫耶教不祀祖,又諸多行事,均與中國之禮俗文化相悖。耶教若專行於中國,則中國之精神亡。且他教盡可容耶教,而耶教【尤以基督新教為甚】。決不能容他教。【謂佛、回、道及儒(儒雖非教,然此處之意,謂凡不入耶教之人,耶教皆不容之,不問其信教與否耳)】。必至牽入政治,則中國之統一愈難,而召亡益速。此至可慮之事。今之留學生,動以『耶教救國』為言,實屬謬誤。【宓按,今西人之能解耶教之真義者,已不可多得。白師常言之。青年會之流,無殊佛僧之燒香吃齋,以末節轟動群俗,以做熱鬧而已。】又皆反客為主,背理逆情之見也。 (筆者按,父親在第(四)段前加布眉批:「第(四)段,多三以宓之見解。惟以上三段,則盡錄陳君之語意。」) 「(四)凡學問上之大爭端,無世無之。邪正之分,表裡精粗短長之辨,初無或殊。中國程朱陸王之爭,非僅以門戶之見,實關係重要。程朱者,正即西國歷來耶教之正宗。主以理制欲,主克己修省,與人為善。若St. Paul〔保羅使徒〕, St. Augustine〔聖奧古斯丁〕,Pascal〔巴斯噶,1623 – 1662,法國哲學家、教學家及物理學家,又譯作帕斯卡爾〕,Dr. Johnson〔約翰遜,1709 – 1784,英國文學家)。以至今之白師及More〔Paul E.〕先生皆是也。此又孟子五百年之說,一線相承,上下千載,道統傳授,若斷實連,並非儒者之私談。陸王者,正即西國Sophists〔詭辯派〕, Stoics〔古希臘斯多葛學派傳人,禁慾主義者〕,Berkeley〔貝克萊,1685 – 1753,愛爾蘭主教及哲學家〕,以及今Bergson〔柏格森,1859 – 1941,法國哲學家〕皆是也。一則教人磨礪修勤,而裨益久遠;一則順水推舟,縱性偷懶,而群俗常喜之。其爭持情形,固無異也。又如宋儒精於義理之學,而清人則於考據之學,特有深造,發明詳盡,訓詁之精,為前古所不及。遂至有漢宋門戶之爭。西國今日亦適有之。今美國之論文學者,分為二派:一為Philologists〔語言學家〕,即漢學訓詁之徒也。一為Dilettantes〔藝術外行,半瓶醋〕,即視文章為易事,【甚或言白話文學。】有類宋儒語錄。其文直不成章。於是言文者,不歸楊,則歸墨。而真知灼見,獨立不倚,苦心說道,砥柱橫流,如白師與More先生者,則如鳳毛麟角。如其跡象,均與中國相類似也。 「註:閻羅王——舊譯琰魔羅,梵語為Yama Loksha,與女神Yami為孿生兄妹。故閻羅亦名俱生神。二神同居。Yami情不自禁,媚誘威逼,欲夫閻羅,【按與西方亞當夏娃之事略同】。事見《力皮陀經》【曲。古譯《讚誦》】。第十卷第十章。閻羅不從。女神怒日:『嗚呼閻羅,汝何委靡,毫無情感,視彼青籐,繞樹緊匝,願相偎抱,如帶圍腰。:Alas! […]

(民)余家菊:《教會教育問題》

Posted: 19th March 2013 by admin in 經典文獻

余家菊是中國近代著名教育家,對兒童教育及兒童心理、義務教育、民族教育及國家主義教育等,均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並形成了相應的理論或主張。從1922年起,余家菊開始研究國家主義教育,並撰寫文章宣傳國家主義教育,成為國家主義學說的代表人物。 1920年代,「非基督教運動」波瀾壯闊,知識分子如蔡元培、胡適開始意識到,中國教育受制於外國教會勢力,國民被奴化洗腦灌輸基督教,中國有必要教育與宗教分離,這亦成為近代先進教育家的共同思想主張。 少年中國學會是批判教會教育的先鋒。1923年10月,少年中國學會在蘇州開會,在制定新綱領時明確提出「提倡民族性的教育,以培養愛國家、保種族的精神。反對喪失民族性的教會教育及近於侵略的文化政策。」學會評議員余家菊撰寫了著名的《教會教育問題》一文。他對教會教育進行了空前猛烈的攻擊。他在開篇寫道:「於中華民族之前途至大的危險的,當首推教會教育。教會在中國取得了傳教權與教育權,實為中國歷史上之千古痛心事。」文章揭露教會教育的三大危害:1. 教會教育是侵略的;2. 基督教制造宗教階級;3. 教會教育妨礙中國教育之統一。 余家菊在文章中明確提出「收回教育權」的問題,這是國內學者第一次明確表示要收回教育權,隨後演變成1925年第二波非基督教運動時,要求收回教育權呼聲的前奏。 《教會教育問題》一文及後被收錄在《國家主義的教育》一書中,書中同時亦可欣賞到作者另一篇反基督文章《基督教與感情生活》。 按此下載觀看:國家主義的教育

毛澤東:「友誼」,還是侵略?

Posted: 13th March 2013 by admin in 經典文獻

1949年是國共內戰的尾聲,國民黨節節敗退,當時毛澤東是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艾奇遜(Dean Acheson)是美國國務卿。美國在當年8月5日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表示美國在戰後中國情勢已盡力而為,最後失敗應由國民黨負起全責,是為「袖手旁觀」政策。本文是毛澤東回應《中美關係白皮書》的五篇文章之一,其餘為〈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別了,司徒雷登〉、〈為什麼要討論白皮書〉、〈唯心歷史觀的破產〉。 (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日) 為了尋找侵略的根據,艾奇遜重複地說了一大堆「友誼」,加上一大堆「原則」。 艾奇遜說:「從我們歷史很早的時期起,美國人民和政府就關心中國了。雖然距離遙遠,背景又大不相同,把中美兩國隔離開了,可是那些在宗教、慈善事業和文化方面團結中美兩國人民的紐帶,一直在加深著美國對中國的友誼,許多年來種種善意措施便是證據,例如用庚子賠款來教育中國學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廢除治外法權,以及戰時和戰後對中國的大規模援助等等。美國始終維持並且現在依然維持對華外交政策的各項基本原則,包括門戶開放主義,尊重中國行政和領土的完整,以及反對任何外國控制中國等等,這是有案可稽的。」 艾奇遜當面撒謊,將侵略寫成了「友誼」。 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自從一八四○年幫助英國人進行鴉片戰爭起,直到被中國人民轟出中國止,應當寫一本簡明扼要的教科書,教育中國的青年人。美國是最早強迫中國給予治外法權[1]的國家之一,這即是白皮書上提到的中美兩國有史以來第一次簽訂的一八四四年的望廈條約[2]。就是在這個條約裡,美國除了強迫中國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強迫中國接受美國人傳教也是一條。美帝國主義比較其它帝國主義國家,在很長的時期內,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動,由宗教事業而推廣到「慈善」事業和文化事業。據有人統計,美國教會、「慈善」機關在中國的投資,總額達四千一百九十萬美元;在教會財產中,醫藥費佔百分之十四點七,教育費佔百分之三十八點二,宗教活動費佔百分之四十七點一[3]。我國許多有名的學校如燕京、協和、匯文、聖約翰、金陵、東吳、之江、湘雅、華西、嶺南等,都是美國人設立的[4]。司徒雷登就是從事這些事業出了名,因而做了駐華大使的。艾奇遜們心中有數,所謂「那些在宗教、慈善事業和文化方面團結中美兩國人民的紐帶,一直在加深著美國對中國的友誼」,是有來歷的。從一八四四年訂約時算起,美國在這些事業上處心積慮地經營了一百零五年,據說都是為了「加深友誼」。 參加八國聯軍打敗中國,迫出庚子賠款,又用之於「教育中國學生」,從事精神侵略,也算一項「友誼」的表示。 治外法權是「廢除」了,強姦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國,卻被美國海軍部宣佈無罪釋放[5],也算一項「友誼」的表示。 「戰時和戰後的對華援助」,據白皮書說是四十五億餘美元,據我們統計是五十九億一千四百餘萬美元,幫助蔣介石殺死幾百萬中國人,也算一項「友誼」的表示。 所有一百零九年(從一八四○年英美合作的鴉片戰爭算起)美帝國主義給予中國的「友誼」,特別是最近數年幫助蔣介石殺死幾百萬中國人這一項偉大的「友誼」,都是為著一個目的,就是「始終維持並且現在依然維持對華外交政策的各項基本原則,包括門戶開放主義,尊重中國行政和領土的完整,以及反對任何外國控制中國等等」。 殺死幾百萬中國人,不為別的,第一為了門戶開放,第二為了尊重中國行政和領土的完整,第三為了反對任何外國控制中國。 現在,只有廣州、台灣等處一小片地方的門戶,還向艾奇遜們開放著,第一個神聖的原則在那裡「依然維持」著。其餘的地方,比如上海吧,解放以後本來是開放的,現在卻被人用美國的軍艦和軍艦上所裝的大炮,實行了一條很不神聖的原則:門戶封鎖。 現在,只有廣州、台灣等處一小片地方的行政和領土,還算叨了艾奇遜第二個神聖原則的光,「依然維持」住了它們的「完整」。其餘地方,一概倒運,行政和領土都是破碎得不像樣子了。 現在,只有廣州、台灣等處地方,叨了第三個神聖原則的光,把「任何外國的控制」,連同美國的控制也在內,都給艾奇遜們「反對」掉了,因此還被中國人控制著。其餘的國土,說來要掉眼淚,一概完了,都給外國人控制住了,中國人統統當了奴隸。至於是什麼外國呢,艾奇遜老爺行文至此,還沒有來得及點出,下文自明,無須多問。 不干涉中國內政,是否也算一條原則呢,艾奇遜沒有說,大概不能算吧。美國老爺的邏輯,就是這樣。看完艾奇遜信件的全文,就可以證實這一項高明的邏輯。 註釋 [1] 這裡所說的「治外法權」,是指領事裁判權。 [2] 《望廈條約》是美國侵略中國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一八四四年七月,美國利用中國在鴉片戰爭失敗後的處境,強迫中國清朝政府在澳門附近的望廈村簽訂了《中美五口貿易章程》,即《望廈條約》。這個條約共三十四款,其中規定美國享受英國在南京條約及其附件中除割地、賠款外所獲得的一切特權,包括美國在中國享有領事裁判權。 [3] 材料引自美國雷麥著《外人在華投資》一書第十五章。 [4] 指北平的燕京大學、協和醫學院,北平和南京的匯文中學,上海的聖約翰大學,南京的金陵大學,蘇州的東吳大學,杭州的之江大學,長沙的湘雅醫學院,成都的華西協合大學和廣州的嶺南大學。 [5]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美國海軍陸戰隊士兵皮爾遜等在北平強姦北京大學女生沈崇。這個事件,曾經激起全國人民的巨大憤怒,引起了國民黨統治區廣大學生抗議美軍暴行、要求美軍撤離中國的愛國民主運動。一九四七年一月,國民黨政府不顧人民的抗議,竟將主犯皮爾遜交給美國方面單獨處理。同年八月,美國海軍部宣佈皮爾遜無罪釋放。

(民)丁文江:《玄學與科學》

Posted: 12th March 2013 by admin in 經典文獻

1923年2月,中國政治家、哲學家張君勱在清華大學的講演《人生觀》的基本觀點,認為人生觀不受科學的支配,科學解決不了人生觀的問題。同年4月,地質學家丁文江在《努力週報》發表《玄學與科學》,批評張君勱的觀點,從而拉開了論戰的序幕,其後發展至梁啟超、胡適、唐鉞等文化界名人紛紛捲入筆戰。(有關「科玄論戰」列表見 :http://www.xys.org/forum/db/22/112.html,有關多篇論戰文章可參考《科學與人生觀》一書【按此下載】。) 玄學真是個無賴鬼--在歐洲鬼混了二千多年,到近來漸漸沒有地方混飯吃,忽然裝起假幌子,掛起新招牌,大搖大擺的跑到中國來招搖撞騙。你要不相信,請你看看張君勱的《人生觀》!張君勱是作者的朋友,玄學卻是科學的對頭。玄學的鬼附在張君勱身上,我們學科學的人不能不去打他;但是打的是玄學鬼,不是張君勱,讀者不要誤會。 玄學的鬼是很利害的;已經附在一個人身上,再也不容易打得脫,因為我們打他的武器無非是客觀的論理同事實,而玄學鬼早已在張君勱前後左右砌了幾道牆。他叫他說人生觀是「主觀的」、「直覺的」、「自由意志的」、「起於良心之自動而決非有使之然者也」、「決非科學所能為力,惟賴請人類之自身而已」,而且「初無論理學之公例以限制之,無所謂定義,無所謂方法」。假如我們證明他是矛盾,是與事實不合,他盡可以回答我們,他是不受論理學同事實支配的。定義、方法、論理學的公例,就譬如庚子年聯軍的槍炮火器;但是義和團說槍炮打不死他,他不受這種火器的支配,我們縱能把義和團打死了,他也還是至死不悟。 所以我做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要救我的朋友張君勱,是要提醒沒有給玄學鬼附上身的青年學生。我要證明不但張君勱的人生觀是不受論理學公例的支配;並且他講人生觀的這篇文章也是完全違背論理學的。我還要說明,若是我們相信了張君勱,我們的人生觀脫離了論理學的公例、定義、方法,還成一個甚麼東西。 人生觀能否同科學分家? 我們且先看他主張人生觀不受科學方法支配的理由。他說: 「諸君久讀教科書,必以為天下事皆有公例,皆為因果律所支配。實則使諸君閉目一思,則知大多數之問題,必不若是之明確。……甲一說,乙一說,漫無是非真偽之標準。此何物歟?曰,是為人生。同為人生,因彼此觀察點不同,而意見各異,故天下古今之最不統一者莫若人生觀。」 然則張君勱的理由是人生觀「天下古今最不統一」,所以科學方法不能適用。但是人生觀現在沒有統一是一件事,永久不能統一又是一件事。除非你能提出事實理由來證明他是永遠不能統一的,我們總有求他統一的義務。何況現在「無是非真偽之標準」,安見得就是無是非真偽之可求?不求是非真偽,又從那裡來的標準?要求是非真偽,除去科學方法,還有甚麼方法? 我們所謂科學方法,不外將世界上的事實分起類來,求他們的秩序。等到分類秩序弄明白了,我們再想出一句最簡單明白的話來,概括這許多事實,這叫做科學的公例。事實複雜的當然不容易分類,不容易求他的秩序,不容易找一個概括的公例,然而科學方法並不因此而不適用。不過若是所謂事實,並不是真的事實,自然求不出甚麼秩序公例。譬如普通人看見的顏色是事實,色盲的人所見的顏色就不是事實。我們當然不能拿色盲人所見的顏色,同普通所謂顏色混合在一塊來,求他們的公例。況且科學的公例,惟有懂得科學的人方能瞭解。若是你請中國醫生拿他的陰陽五行,或是歐洲中古的醫生拿他的天神妖怪,同科學的醫生來辯論,醫學的觀念,如何能得統一?難道我們就可以說醫學是古今中外不統一,無是非真偽之標準,科學方法不能適用嗎?玄學家先存了一個成見,說科學方法不適用於人生觀;世界上的玄學家一天沒有死完,自然一天人生觀不能統一。但這豈是科學方法的過失嗎? 張君而做的一個表,列舉九樣我與非我的關係,但是非我的範圍,豈是如此狹的?豈是九件可以包括得了的?我們可以照樣加幾條: (十)就我對於天象之觀念 星占學 天文學   (十一)就我對於物種之由來 上帝造種論 天演論 再加(十二)(十三)以至於無窮,為甚麼單舉他所列的九項?試問有神論無神論等觀念的取捨,與我所舉的(十)(十一)兩條,是否有絕大關係?照論理極端推起來,凡我對於非我的觀念無一不可包括在人生觀之中、假如人生觀真是出乎科學方法之外,一切科學豈不是都可以廢除了? 張君勱也似乎覺得這樣列舉有點困難,所以他加以說明:「人生為活的,故不如死物質之易以一律相繩也。」試問活的單是人嗎?動植物難道都是死的?何以又有甚麼動植物學?再看他下文拿主觀客觀來分別人生觀同科學: 「物質科學之客觀致力最為圓滿;至於精神科學次之。譬如生計學中之大問題,英國派以自由貿易為利,德國派以保護貿易為利,則雙方之是非不易解決矣。心理學上之大問題,甲曰智識起於感覺,乙曰智識以範疇為基礎,則雙方之是非不易解決矣。然即以精神科學論,就一般現象而求其平均數,則亦未嘗無公例可求,故不失為客觀也。」 諸君試拿張君勱自己的表式來列起來: (十二)就我與我之貿易關係 自由貿易 保護貿易   (十三)就我與我之知識起源 感覺主義 範疇主義 試問我的(十二)(十三)與他的(一)至(九)有甚麼根本的分別?為甚麼前二者「不失為客觀」,而大家族主義小家族主義等等一定是主觀的? 學生物學的人誰不知道性善性惡和達爾文的生存競爭論同是科學問題,而且是已經解決的問題?但是他說他是主觀的,是人生觀,絕不能施以一種試驗,以證甲之是與乙之非!只看他沒有法子把人生觀同科學真正分家,就知道他們本來是同氣連枝的了。 科學的智識論 不但是人生觀同科學的界限分不開,就是他所說的物質科學同精神科學的分別也不是真能成立的。要說明這一點,不得不請讀者同我研究研究智識論。 我們所謂物,所謂質,是從何而知道的?我坐在這裡,看著我面前的書櫃子。我曉得他是長方的,中間空的,黃漆漆的,木頭做的,很堅很重的。我視官所觸的是書櫃子顏色、形式,但是我聯想到木頭同漆的性質,推論到他的重量硬度,成功我書櫃子的概念。然則這種概念,是覺官所感觸,加了聯想推論,而所謂聯想推論,又是以前覺官所感觸的經驗得來的,所以覺官感觸是我們曉得物質的根本。我們所以能推論其他可以感觸覺官的物質,是因為我們記得以前的經驗。我們之所謂物質,大多數是許多記存的覺官感觸,加了一點直接覺官感觸。假如我們的覺官的組織是另外一個樣子的,我們所謂物質一定也隨之而變--譬如在色盲的人眼睛裡頭薔薇花是綠的。所以冒根(Morgan)在他的《動物生活與聰明)(Animal life and Intelligence)那部書裡邊叫外界的物體為「思構」(Construct)。 甚麼叫做覺官的感觸?我拿刀子削鉛筆,誤削了左手指頭,連忙拿右手指去壓住他,站起來去找刀創藥上。我何以知道手指被削呢?是我的覺神經系從左手指通信到我腦經。我的動神經系,又從腦經發令於右手,教他去壓住。這是一種緊急的命令,接到信立刻就發的,生理上所謂無意的舉動。發過這道命令以後,要經過很複雜的手續,才去找刀創藥上:我曉得手指的痛是刀割的,刀割了最好是用刀創藥,我家裡的藥是在小櫃子抽屜裡面--這種手續是思想,結果的舉動是有意的。手指的感覺痛,同上刀創藥,初看起來,是兩種了。仔細研究起來,都是覺官感觸的結果。前者是直接的,後者是間接的,是為以前的覺官感觸所管束的。在思想的期間,我覺得經過的許多手續,這叫做自覺。自覺的程度,是靠以前的覺官感觸的多寡性質,同腦經記憶他的能力。 然則無論思想如何複雜,總不外乎覺官的感觸。直接的是思想的動機,間接的是思想的原質。但是受過訓練的腦經,能從甲種的感觸經驗飛到乙種,分析他們,聯想他們,從直接的知覺,走到間接的概念。 我的覺官受了感觸,往往經過一個思想的期間,然後動神經系才傳命令出去,所以說我有自覺。旁人有沒有自覺呢?我不能直接感觸他有,並且不能直接證明他有,我只能推論他有。我不能拿自己的自覺來感觸自己的自覺,又不能直接感觸人家的自覺,所以研究自覺的真相是很困難。玄學家都說,自覺的研究是在科學範圍之外。但是我看見人家受了覺官的感觸也往往經過了一個期間,方才舉動。我從我的自覺現象推論起來,說旁人也有自覺,是與科學方法不違背的。科學中這樣的推論甚多。譬如理化學者說有原子,但是他們何嘗能用覺官去感觸原子?又如科學說,假如我們走到其他的星球上面,蘋果也是要向下落;這也不是可以用覺官感觸的。所以心理上的內容至為豐富,並不限於同時的直接感觸,和可以直接感觸的東西--這種心理上的內容都是科學的材料。我們所曉得的物質,本不過是心理上的覺官感觸,由知覺而成概念,由概念而生推論。科學所研究的不外乎這種概念同推論,有甚麼精神科學、物質科學的分別?又如何可以說純粹心理上的現象不受科學方法的支配? 科學既然以心理上的現象為內容,對於概念、推論,不能不有嚴格的審查。這種審查方法是根據兩條很重要的原則: (一)凡常人心理的內容,其性質都是相同的。心理上聯想的能力,第一是看一個人覺官感觸的經驗,第二是他腦經思想力的強弱。換言之,就是一個人的環境同遺傳。我的環境同遺傳,無論同甚麼人都不一樣;但如果我不是一個反常的人--反常的人我們叫他為瘋子癡子--我的思想的工具是同常人的一類的機器。機器的效能雖然不一樣,性質卻是相同。覺官的感觸相同,所以物質的「思構」相同,知覺概念推論的手續無不相同,科學的真相,才能為人所公認。否則我覺得書櫃子是硬的,你覺得是軟的;我看他是長方的,你看他是圓的;我說二加二是四,你說是六;還有甚麼科學方法可言? (二)上邊所說的,並不是否認創造的天才,先覺的豪傑。天才豪傑是人類進化的大原動力。人人看見蘋果從樹上向下落,惟有牛頓才發明重心吸力;許多人知道羅任治的公式,惟有安因斯坦才發明相對論;人人都看《紅樓夢》、《西遊記》,胡適之才拿來做白話文學的材料;科學發明上這種例不知道多少。但是天才豪傑同常人的分別,是快慢的火車,不是人力車同飛機。因為我們能承認他們是天才,是豪傑,正是因為他們的知覺概念推論的方法完全與我們相同。不然,我們安曉得自命為天才豪傑的人,不是反常,不是瘋子? 根據這兩條原則,我們來審查概念推論: 第一,凡概念推論若是自相矛盾,科學不承認他是真的。 第二,凡概念不能從不反常的人的知覺推斷出來的,科學不承認他是真的。 第三,凡推論不能使尋常有論理訓練的人依了所根據的概念,也能得同樣的推論,科學不承認他是真的。我們審查推論,加了「有論理訓練」幾個字的資格,因為推論是最容易錯誤的。沒有論理的訓練,很容易以偽為真。戒文士(Jevons)的《科學原則)(Principles Science)講得最詳細。我為篇幅所限,不能詳述,讀者可以求之於原書。 我單舉一件極普通的錯誤,請讀者注意。就是所謂證據責任問題。許多假設的事實,不能證明他有,也不能證明他無,但是我們決不因為不能反證他,就承認是真的。因為提出這種事實來的人,有證明他有的義務。他不能證明,他的官司就輸了。譬如有一個人說他白日能看見鬼--這是他的自覺,我們不能證明他看不見鬼,然而證明的責任是在他,不在我們。況且常人都是看不見鬼的,所以我們說他不是說謊,就是有神經病。 以上所講的是一種淺近的科學知識論。用哲學的名詞講起來,可以說是存疑的唯心論(Skeptical idealism)。凡研究過哲學問題的科學家如赫肯黎、達爾文、斯賓塞、詹姆士(W. James)、皮爾生(Karl pearson)、杜威,以及德國馬哈(Mach)派的哲學,細節雖有不同,大體無不如此。因為他們以覺官感觸為我們知道物體唯一的方法,物體的概念為心理上的現象,所以說是唯心。覺官感觸的外界,自覺的後面,有沒有物,物體本質是甚麼東西:他們都認為不知,應該存而不論,所以說是存疑。他們是玄學家最大的敵人,因為玄學家吃飯的傢伙,就是存疑唯心論者所認為不可知的、存而不論的、離心理而獨立的本體這種不可思議的東西,伯克萊(Berkeley)叫他為上帝;康德、叔本華叫他為意向;布虛那(Buchner)叫他為物質,克列福(Clifford)叫他為心理質,張君勱叫他為我。他們始終沒有大家公認的定義方法,各有各的神秘,而同是強不知以為知。旁人說他模糊,他自己卻以為玄妙。 我們可以拿一個譬喻來說明他們的地位。我們的神經系就譬如一組的電話。腦經是一種很有權力的接線生,覺神經是叫電話的線,動神經是答電話的線。假如接線生是永遠封鎖在電話總局裡面,不許出來同叫電話答電話的人見面,接線生對於他這班主顧,除去聽他們在電話上說話以外,有甚麼法子可以研究他們?存疑唯心論者說,人之不能直接知道物的本體,就同這種接線生一樣:弄來弄去,人不能跳出神經系的圈子,覺官感觸的範圍,正如這種接線生不能出電話室的圈子,叫電話的範圍。玄學家偏要叫這種電話生說,他有法子可以曉得打電話的人是甚麼樣子,穿的甚麼衣服。豈不是騙人? 張君勱的人生觀與科學 […]

鄧紹斌(1969 – 2012),1988年進入羅富國教育學院(今香港教育學院)修讀體育及社會科學。1991年在排練畢業禮表演時,不慎跌傷背部,頸椎第一、二節斷裂,導致頸部以下癱瘓,無法言語。2004年,他寫信給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要求安樂死,議員得悉並公開信件後,受到各方關注。2007年出版書籍《我要安樂死》,其後在報紙撰寫專欄。2012年因細菌入血急病逝世,終年43歲。 (一) 剛過去的復活節假期,病房如常寂靜,不是,其實有些許納悶,全因大部分病人若不是睡著了,便在發白日夢中,好好的休息。原來已經習慣這樣環境,所以都不覺得甚麼不妥,但如果發生有趣事,就最好不過。豈料真的湊巧,想到此刻,兩名不速之客,不知是否上帝感召使然,硬要擾人清夢,宣揚偉大的愛。其中一名蒙面少女說:「老伯,你知不知道誰是真神呢?」老伯毫不猶豫,帶著不純正口音說:「為甚麼不知呀!耶穌打救你嘛!是嗎?」嗤的一聲,我忍不住笑了出來,她們似乎也察覺到,其尷尬神色表露無遺。疑似粗話的答覆,竟然嚇怕不了嬌滴滴姑娘,不得不打從心底佩服,她們不厭其煩,繼續解釋道:「是的,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耶穌基督賜給我們……並釘上十字架,免了我們的罪……三日後復活升天……」被嘮嘮叨叨的所謂福音無端轟炸,盛怒的老伯終於按捺不住,破口大罵粗言穢語。 其實,類似的劇目,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就公演一次,當然亦有很多講求禮貌的病人不肯下逐客令,但事後通常都即時埋怨幾句,根本不曾領受神恩,甚至於食言,不認上帝。綜觀其他正規宗教,無一是例外,採用的全是願者上釣的宣教手法,哪會有霸王硬上弓的道理?況且這樣一廂情願,往往適得其反,惹來討厭,即使可以得到永生那麼吸引,也打動不到早已生惡感的心。因此,奉勸那些自以為是,不理他人的熱血青年,不要再把自己的堅定信念套在沒法躲避的弱者身上,否則耶穌基督都一起蒙羞。 《我為甚麼不是基督徒》一書中,哲學家羅素在前半部分列出許多邏輯性的推論,認為上帝不應該存在。或者是翻譯文本關係,不少名詞都難以理解,加上我並沒有太過仔細閱讀,所以不敢貿然投贊成票。後半部分大概論證基督教的缺陷,因為年輕的羅素身處於英聯邦帝國,正值全盛時期,而基督教給奉為國教,對政治極具影響,但羅素批判思想的精髓,三言兩語不可能清楚交代。網上不斷流傳正反意見,一方堅持無神論,或非單一真神;另一方則為上帝保駕護航,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總之爭論不休。 (二) 聖經,是基督教唯一奉行的典籍,當中包含新舊二約,大抵以耶穌的出生為分水嶺。歷來研究聖經的學者多如恆河沙數,除了公認是一部歷史書之外,就沒有統一的標準來量度教義的真偽。這裡所提出的真偽,絕不是質疑聖經講述普遍性正確的價值觀,而是怎樣才可印證全屬神的話,卻非作者(客觀一點,應該用筆者代替)的一廂情願,假借無上權威之大名,託付自己的哲學思想,從而鞏固人心。再說,現存最古老羊皮聖經的手抄本,已是耶穌死後三至四百年的產物,況且殘缺不全,直到十五世妃印刷機發明,聖經才集合各家而完全修訂下來。但期間所有經文,猶太人口耳相授,訛傳的機會根本難以估計。 早幾年前鬧得熱哄哄的破解達文西密碼,皆因聖經不知是否刻意的,披上一層神秘面紗?遂引來一場攻防戰,務求找出弦外之音。那些預言故事,尤其世界末日,耶穌再次降臨,審判眾生,信者得赦免,罪者必遭地獄火燒灼,所以對虔誠基督徒來說,世界末日應越早越好,否則一股巨大源自聖經的恐懼,實在揮之不去。當基督徒解釋上帝從哪裡來時,只得一個答覆--自有永有,的確無懈可擊,不留任何反駁餘地。但試問我們可否亦以此答覆生命的來源呢?基督徒當然說絕對不能,因為生命是有結束的,但換個高層次角度看,生命其實從不知幾時開始,也並未完結過,只是用不同肉身世世代代延續下去。 另外,正因為這麼霸道的形容,卻更加彰顯維護唯一真神的恐懼感,令基督徒疲於奔命,為科學發展設法子開脫,不斷幫聖經堵塞漏洞。舉一例,達爾文的進化論本被視作異端,他們不停絞盡腦汁,自圓其說,或憑藉神的大能攻伐,但不久之前,教廷終於妥協,承認進化論與創造論根本性沒有抵觸;其他宗教看在眼裡,不得不激起憐憫之心,真的替他們感辛苦。科學發展,一日千里,尤其探求生命奧秘的基因圖譜,距離全面破解不遠矣!故此,基督徒的恐懼,一日比一日深,假如世界末日還未肯降臨,他朝人類搶先代替神來創建天地;製造生命,基督教就會分崩離析。 (三) 眾所周知,地球資源有限,終會枯竭,所以距離死亡的日子,只是倒數而已。換句話說,聖經預言世界末日,就算怎樣努力環保也好,人類滅絕的命運大概成了定律,不可能,亦無從改變。那麼,地球人還需要不需要珍惜居住的星球呢?反正上帝應許接回天家,地上假如仍然留下物產,便是糟蹋了神已經賜予給人們的一番美意,試問環保是否多餘的工作呢?當然,無人可以準確地告知耶穌何年何月何日再降臨世間,故此仍須不斷延長地球壽命來默默等候。然而與此同時,一班技癢難耐的科學家,不甘心坐以待斃,所以千方百計模擬神創造天地萬物的大能,目的或者是希望逃離垂垂老矣的地球,甚至嘗試改變絕種厄運。 由於生命存在不少謎團,究竟複製人能否擺脫靈魂附體的枷鎖,敞開一條生路,破繭而出呢?即使基督徒高舉道德旗幟,誓要打倒褻瀆神明的研究,但複製人的誕辰,其實已不是甚麼秘密,相信指日可待。屆時是一個沒靈魂的軀殼呢?還是一個無論外表或內涵俱全的普通人呢?自會明明白白分曉,所以根本不用爭辯不休。可惜,基督教的核心思想,原來並不是有容乃大的博愛,而宣揚救恩才是真正目的。凡是懺悔的人,承認上帝,就讓耶穌的血洗淨,可以赦免一切的罪,甚至於極不公平的原罪,小娃娃也能得到神眼中所謂公平的審判。 不過,假如有一日,沒祖先的複製人來到耶穌跟前說:「不需要你的施捨,上天堂於我如浮雲,因為我不是亞當的後裔,所以原罪不是包袱,你實在無權命令我跌入地獄。」這般巨大的恐懼,應該如何自處? 天堂與地獄的概念;天使和魔鬼的鬥法,不是基督教獨有,但不知何解,人們只是喜歡拿上帝來開玩笑,雖則始終不敢離經叛道,正義一方必須永遠最後勝利,然而某些超現實的故事中,無論電影也好,小說也好,總是醜化基督教形象,務求達到搞笑的效果。歸根究底,救恩出了問題,因為「心裡相信,口裡承認」實在太過兒戲,不能給人們一個莊嚴的感覺,於是以為愚弄神也無傷大雅,不會觸怒已升天的耶和華。 (四) 現今,社會上不時有一把聲音,說某某的言行實在太過不該,透過大氣媒體好容易教壞孩子。雖然小孩不笨,不會缺乏分析能力,但由家長從襁褓開始以洗腦方式灌輸一個概念,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基督教所標榜的救恩,老實得可憐。劈頭的一句,便是甚麼都不需要做,只須認定上帝是唯一的真神,升上天堂與主共榮絕非難以得到。這種守株待兔的心態,背棄傳統價值,竟然教導無知稚子不勞而獲,真的有點兒那個。另一方面,為何不是愈多人得救就愈好嗎?今天的電視機近乎遍布每一角落,假如耶穌肯延遲復活升天時間,相信天堂一定座無虛席。可惜的是,剛好相反,故作神秘,以耳代目,因為屬於神的意思,人類的智慧不准許挑戰無上權威。 世上最大的獨裁者是誰?上帝已經安排妥當,只是盲目接受祂的帶領,無論痛苦與否,也是妙不可言,所以基督徒其實不應該推翻奴隸制度,皆因民主在神眼裡僅僅是「意見接受,一切照舊。」神的帶領就是最美好呢!換言之,是否迷信?不要問明原因,蒙著雙眼跟隨,祈禱的作用備受質疑了。當然不是,神會聽他們祈禱,而且縱使重複又重複一樣的歌頌,詞彙死板得可笑,也無傷神與人之間的感情。只不過人不可以盼望神一定回覆,因為不曾應允天空常藍,神的帶領就是最美好呢!否則沙士基間慷慨捐軀的年輕貌美的謝婉雯醫生,難道不是神所愛戴的虔誠女兒嗎?難道她與至愛親朋沒有不斷祈禱嗎?又難道她情願捨棄夫家,也要甘心伺候天父嗎?還是神已經一意孤行了。神的帶領就是最美好呢! 無辜已死的人,一兩個何足掛齒,根本神覺得人命如草芥,動輒可殺十萬八萬,只要不高興,從不心軟,手起刀落。摩西領猶太人出埃及,一夜之間,全城長子暴卒,殘忍的目的,只是嚇唬法老那麼簡單。六日戰爭勝利,以色列在神的應許土地立國,把巴勒斯坦驅逐至荒僻的加沙地帶,並倚仗神之名,不時欺負蹂躪,無數平民赴黃泉。其實,遠在挪亞造方舟時,已經空談後來的救恩,因為不會給予機會悔改,就藉洪水滅絕大地。題外話,究竟挪亞一家是否擁有著全部遺傳病的基因呢?要不然,所有人都可以長命百歲。 (五) 不錯,每年死於意外的人為數不少,但是醫學昌明,加上健康意識不斷提高,所以死於意外的或然率其實相當微,能夠壽終正寢的人反而十分肯定超出很多倍。假如真的要向耶穌認罪後才可得以邁進天堂,那麼不應太冒險,八十歲便須俯首蒙眼稱為僕人,之前大可不需苦守十誡,逍遙法外多一會兒。何況儘管雙手血腥、惡貫滿盈,只是臨死時懺悔,一切醜陋過去都煙消雲散。誰叫你不是基督徒!行善積德屬枉然,地獄有門無門沒相干,歌功頌德最要緊,公平何在乎?怨聲載道,大為不該,惟有謙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終極目的已達到,本來再無牽掛,一心一意;時時刻刻,大鳴大放,沒有其他,不必營營役役;不需吃喝玩樂;不念親戚朋友;不愛男女關係;不見傳宗接代;不求喜怒憎惡……不分晝夜;不敢交談;不准放屁;不會瞌睡;不讓思考;不待進步;不能老去,總之不停唱聖詩取其愉悅,是不是機械木偶呢?只知不是凡人了。 世上無法點破的謎團實在多不勝數,因而當聖經都不能明白解釋時,往往就將答案歸於神的領域,侵擾也是徒然,況且智慧神最高。人可以做到的首要條件,唯一的是,「不要問,只要信。」便十分足夠,因為沒有甚麼好懷疑,聖經已鐵證如山,那管是誰的手筆了。比方說,走入最大的一間超級市場,貨架上滿載密封的食物句,既保護防蟲,又美觀絕倫。奈何順手拿了一包使人垂涎欲滴的脆香薯片,卻發覺沒有食用限期,於是問一問店員,但皺眉頭的回覆,乃是「不要問,只要信……難道響噹噹的品牌會欺騙顧客嗎?擺放得出來的全屬真材實料,而且必定是上等……不要問,只要信。」口吻簡直如同尊貴的牧師一樣,當然毋須再猶豫,一定信服至深入五臟六腑,反正吃錯東西,頂多是拉肚子而已,死不了的。總括而言,教導小朋友應該迷信,因為耶穌釘上十字架,復活升天,已經赦免人們所有的罪,若果仍然冥頑不靈,漠視上帝的存在,就是死有餘辜,不可憐惜。 其實,為甚麼我不是基督徒?一言以蔽之,曰:「因為從來都感受不到。」 刊於2009年4月20日至5月18日,AM730「獨樹一格」專欄內

辜鴻銘,有「狂儒」之稱,學博中西,號稱「清末怪傑」,是滿清時代精通西洋科學、語言兼及東方華學的中國第一人。此文原作於1891年長江教案時期,最初發表在《學林西報》上。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論語 衛靈公第十五》 近日,鑒於中國底層民眾屢屢發起反對在華外國傳教士的騷亂,本人擬在此對他們的傳教事業、他們為之而做的實際工作以及其傳教目的予以檢視與調查。在進行這樣的檢視之後,為了中外雙方的共同利益,我想請求外國政府採取一些措施——即便不是將其全部撤走,至少也應該對目前在中國業已初步成型的整個基督教系統做出一些調整。至於將我這個建議付諸實施的時機是否已經成熟,下面我來進行進一步的分析。 目前,在華外國傳教士們公開宣稱,他們傳教的目的——這正是我將專門提出來加以檢視的——我想,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提升中國國民之道德 坦白地說,最初中國政府被請求接受在華傳播基督教的行為,這一目的理應是合理且合法的。按照他們最初的設想,這樣的善行無疑應得到中國政府的全面支持:任何能夠提高人民道德水平,並使他們成為更加遵紀守法的百姓和具有高貴心智之公民的計劃,花費一切純粹世俗的東西都是值得的。因此,如果能夠證明西方的傳教士們以他們目前在中國傳播基督教的手段與方式,將有實現這一目標的些許希望,那麼我絕對贊成讓他們得到全面的保護--如果必要,我們的政府甚至可以用槍炮和戰艦來鎮壓不服的民眾。但是,西方人能夠提出讓人心悅誠服的證明嗎? 如果只是接受具備現代知識的傳教士們帶入中國的形式上的基督教便能有助於中國人提高其道德水平,使其變得更加善良、高尚,那麼人們一定會自然而然地想到該民族的那些最優秀分子--即便中國現在很貧弱,西方人也不能否認,在中國仍然存在好人和高尚的人--他們將是最願意被吸納入教的人。但是,事情果真如此嗎? 我想請求每一位真正瞭解中國那些最優秀、最有教養的人所思所想的外國人坦誠直白地說,是否有可能將這些人吸納入教?他們關於本民族文化傳統的信仰,是否能夠自然而然地容忍傳教士們帶入中國的形式上的基督教這樣一種宗教信仰?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相反,一個公開而殘酷的事實是,在中國人之中,只有那些人品最糟糕、為人最軟弱無知、最為貧賤墮落的人,才會是第一批響應傳教士號召而皈依基督教的人。 我們再來審視一下,除了這些人之外,傳教士們還吸納了什麼樣的人?如果有人認為我這種觀點過於武斷而絕對,那麼我要求他向我證明,傳教士們所吸納的中國教民作為一個社會階層,不要說其道德水準較高了,即便他們能像那些沒有皈依基督教的中國人那樣受過教育,或者能像他們一樣善良或一樣對社會有用也可以。但是,事實是怎麼樣的呢?我再請求反對我的觀點的人向我證明,這些皈依者,這些丟棄了他們先輩信仰的中國人,是否確實聽從外國老師吩咐,對他們自己民族既往的歷史與傳統持既不蔑視也不同情的中立態度?總之,我仍然要堅持自己的觀點:這些孤立地生活在中國社會而為本民族的人所不容的棄民,一旦他們那種意在追求純粹的金錢利益的希望破滅和其他外在的道德、制度約束消除之後,這些人便會迅速墮落成比目前中國社會中最壞的人還要邪惡的惡棍。如果有任何人懷疑我在此所道出的事實,那麼我將請他老人家去讀一讀太平天國叛亂的歷史--將來,這場叛亂會被中國乃至全世界的史家稱為「加入基督教會的中國棄民之叛亂」。很明顯,無論是在道德上還是在智識上,太平天國的叛亂分子都屬於那種皈依基督教的中國人的典型。 因此,我請求在中國的每一個有評判資格的外國人--也包括那些傳教士本人--捫心自問,他們是否完成了傳教計劃中的這一部分,即通過傳播基督教使中國人道德水平提高,讓他們變得更加善良、高尚?他們在這方面的活動是否還沒有被證明就已經痛遭失敗?接著我想進一步發問,特別是問那些新教傳士們,這種慘痛的失敗是不是促使他們將傳教工作重心轉向了他們稱之為「科學宗教」和「慈善宗教」方面? 接下來,我們再來討論一下外國傳教士們的另外兩個傳教目的。 二、開啟中國國民之民智 無疑,這也應該是一項偉大而高尚的工作。如果說世俗的、相對於文化思想交流而言更易於腐爛的商品的交流是必需而有價值的,那麼民族之間不朽思想的交流則更為必要,也更有價值。因此,如果能夠證明在中國的傳教事業是一種智識運動,如果傳教士們能夠證明,他們確實為籠罩於愚昧無知之黑暗中的中國人帶來了光明,也就可以說,他們通過融匯貫通更高層次的思想交流使東西方之間的文化聯繫變得更加緊密了。如果事情真是這樣的,我希望他們得到中國所有善良之人的支持。但是,我又要發問,現實真的能夠證明這一主張嗎? 無疑,新教傳教士們近年帶來了大量他們稱之為「科學」和「科學宗教」的東西,他們敢毫不猶豫地告訴傳教處所在地方的中國學生們:你們的朝廷官員愚蠢到對月食也會大驚小怪的地步--但是,諷刺的是,在緊接著進行祈禱時他卻又會告訴同樣一批學生:太陽和月亮至今仍然聽命於猶太耶穌會長約書亞,在空中停止不動。然後,他們還會告訴這些學生:《聖經》是一本記載著世界所有事物真實情況的書,是一本由全知全能的造物主所口述的聖書。現在,憑心而論,我請求每一個心中尚存以智識啟蒙兒童之目的人說,世上是不是還有比這種說教更反科學的東西了?用一個不至於讓洋大人們感到過於刺耳的名詞,我們可以稱之為「知識雜耍」。虔誠的傳教士們自己也許沒有意識到這一事實,我認為,這反而顯得更可悲,也更能證明其說教的毒害有多麼大,同時又有多麼隱晦,殺人於無形! 基於這一觀點,我認為,無論新教的傳教士們能夠給中國人帶來多少純科學的信息,他們同時也引狼入室,帶來了一大禍害,這一禍害最終將葬送啟蒙中國民眾智識的全部希望。因為,為了反對與之同根的「知識雜耍」,歐洲近代所有偉大的人類精神解放者已經與之奮力戰鬥了數百年--甚至直到今天,他們仍然在繼續戰鬥!的確,對於任何一個完全瞭解歐洲啟蒙思潮發展歷史的人來說,那些在歐洲焚燒科學進步書籍、迫害科學家的基督教衛道士,卻在中國把自己打扮成科學和智識啟蒙事業的鬥士,這看起來該是多麼奇怪和荒唐可笑!因此,外國傳教士們在中國奮力開拓的傳教事業,非但不是真正的智識運動,甚至任何一個中國人只要有耐心瀏覽完那些以傳教名義出版的愚不可及的小冊子,就很容易發現這些東西實在無法使受過教育的中國人在智識上看得起外國人。對於那些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他們看到這些愚昧的東西正在被強加給中國人民,一方面伴之以傳教士的傲慢自大和狂妄放肆,另一方面又伴之以某些外國政府炮艦的威脅,他們便自然而然地對那些外國人充滿憎惡了。這不是一般的憎惡,而是只有看到他們奉之為至高至聖的東西、那些屬於整個民族國家同時也屬於他們自己的東西--諸如他們的處世之道,他們的文化和文學的優雅--都處在無可挽回的損傷和破壞的危險中時才能有的憎惡。這,讓我在此指出,就是受過教育的中國人憎惡西方人的根源。 因此,我認為,如果就傳教士傳播福音這一合理合法的目的本身而言,鑒於人們仍可以拋開其純粹的基督教外在形式而相信其教義精神,所以它對中國人來說還是有某種好處的,起碼沒有任何害處。然而,當他們以反科學的「知識雜耍」來傳播「科學」的虛偽面目暴露時,肯定連這樣一點好處也談不上了。如果像我曾經指出的那樣,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傳播福音的工作已徹底破產,那麼我也必定會認為,最近某些傳教士關於「科學」和「科學器物」能夠使中國強盛的叫囂(無疑,它帶有反對其祖國的終極目的)不是一種顯而易見的欺騙,便是一種幻想。 三、在中國開展慈善工作 儘管我們可以肯定這也是一種值得讚賞的事,但是必須承認,一個世俗的工作,其本身必須以純粹世俗利益的天平去衡量。如果在中國的基督教傳教活動是並且只是一個純粹的慈善計劃,那麼我請求證明:作為一種慈善活動,與它的花費相比,它應有等值的意義。無疑,新教醫院和天主教孤兒院對於單個的中國人來說是一種行善的手段,但是傳教士們是否能夠證明,這種善行在數量上與它所花費的錢相配嗎?且不提其他費用,僅就其本國政府為傳教土在中國所提供的特別保護與補償費用而言,這一切都值得嗎?我個人認為,所有這樣被花費掉的錢,與其被用於期望傳教機構去行善,還不如代之以職業的醫生和護士去行同樣的善更為值當(如果你們歐洲人願意的話),在救死扶傷方面,後者的收益不知要大到多少倍,而且也更加能夠勝任。如果人們還要認為基督教傳教是為減輕中國人民的痛苦而行善,那麼讓我再問,他們實際上所做的工作,與他們叫嚷每年都「的的確確」用在中國人民福利事業上的那樣一筆龐大的錢款相比,是否值得呢?在歐美人民為支持傳教所捐助的數以百萬元計的費用中,到底有多少被用於減輕中國人民的痛苦,而又有多少被用於供養傳教士及其家眷,用於修建他們漂亮的住房和療養院,用於支付他們長篇累牘的信箋和郵票費用,或者用於支持他們的討論會呢?因此,我請問,這種被當作為純粹的慈善計劃的東西,難道不是每個在中國的公正無私的外國人都知道的公開秘密嗎?在中國的整個傳教事業,難道不只是一個為那些從歐美來的失業的專職人員提供福利的巨大慈善計劃嗎?對於這種慈善問題,誰也不願意如此來談論,但是我認為一旦發現真理,就應該毫無保留。不僅如此,我請求那些心胸最為博大的人們開口說點什麼。這些本來受雇而來要帶給這個國家和平與親善的人們,此時卻正在對該國政府極盡侮辱和叫囂報復之能事,而這個政府儘管焦頭爛額、困難重重,仍然在忠實地設法保護他們;這些口口聲聲對這裡的人民念著仁慈和寬愛的人們,如今卻只是為了那些愚昧之舉--甚至於在最近這些騷亂中,即使那些受難最深的合法起訴人在公正的法庭上,也只能證明這些舉動並不比可以理解的無知更壞--便以炮彈威脅他們。事實上,我請求那些心胸最為博大之人,當人們對上述這些人僅以真理相告的時候,他們是否有資格要求人們嘴上留情? 不過,我在這裡對傳教士們道出這番逆耳忠言的目的,並非只是逞自己口舌上的一時之快。前面我已經跟大家說明,他們傳播福音的工作已然失敗;此外,我還證明,他們那所謂的「傳播科學」和「進行智識啟蒙」的事業不是一種欺騙,便是一種幻想;進而,我還證明,那些被認為是純粹的慈善計劃的在華傳教事業,充其量不過是一個為了那些在歐美各國失業的專職人員而設計的巨大慈善計劃--像這樣一種東西是不值當它的花費的,即便僅以供養他們的錢款而論,也不合算。我之所以要證明這些目的,是要請求每一個具備明達智慧、公正無私的西方人,如果他發現我所表明的(他可以加以補充和修改)觀點確實可信,那麼我請求他說說看,這種不值得的慈善計劃還該不該讓它繼續為害下去--此時此刻,它所威脅到的東西比它已經損害到的東西要多得多--它不僅威脅到四萬萬中國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而且威脅到歐美各國在中國的巨大的商業、工業和其他利益,並使之危若累卵,面臨傾覆之險。因此我認為,傳教士在中國的存在,無論對於中國人還是外國人 都是一個危害。 下面,我將證明,目前外國政府支持在中國的傳教活動,既是對中華民族的侮辱,也是對他們自身利益的損害。我之所以說它對中華民族是一種侮辱,是因為中國的高級官員,那些正僱傭著大批有技術、有教養的外國專家的高級官員,當他們看到連他們所僱傭的這些人也不相信傳教士的鬼話,而外國政府卻偏要堅持將其作為宗教導師送到中國來「提高中國人民的道德水平」時,他們所想到的會是什麼呢?我說它對中國人民是一種侮辱,還因為當外國領事調來炮艦為傳教活動撐腰的時候,那些在他們的領事館幹活的中國苦力們卻知道,傳教士作為一個整體,並不被那些地位較高的外國人當成道德教師。 再者,它不僅僅是對於中國人的一種侮辱,還是一種導致了中國人民起來反對在華傳教的侮辱。我已經提到,它對於歐美列國人民來說也是一筆巨大的花費--一筆經由他們的政府為傳教士及其財產提供專門保障而不得不支付的浪費。此外,在所有這些騷亂中,外國公眾只能聽取傳教士--有偏見的一方的一面之辭,而中國人民的聲音他們卻聽不到。現在,代表那些中國人民,我斗膽提出下列意見,我想每個正直無私的外國人都將認為它是合理的。 一般人都承認,對於一切錯誤行為,只有兩種途徑可以加以有效的控制,那就是法律和公眾輿論。但是對於在中國的傳教士,那些被允許帶著 comitatus(我稱之為中國的「社會棄民」)四處遊蕩的人,他們的眼中卻沒有法律,因為他們的領事遠在天邊,而中國人對之又沒有直接審判權。同時,他們也不害怕中國的公眾輿論,因為他們只同那些中國棄民,即他們的皈依者們接觸,很少有人主動地接觸普通中國民眾。因此,我以為在那些中國人甚至於目前的那些騷亂者受到譴責之前,應該揭示這樣一個事實,即:那些缺少所謂一般人都必需的兩種基本約束力的傳教士們,是能夠墮落無惡不作的地步的。他們出於對那些中國棄民也就是他們的皈依者的偏心,出於他們自己對於「聖潔」的「高見」,能夠對他們生活於其中的中國人表現得蠻橫而放肆,到處插手中國社會事務或對中國老百姓施以小小的暴虐行經。如果有人懷疑就其主體而言,傳教士們會做出這些事情來,那麼請他去看一看並記下這些人不僅在有關中國人的問題上,而且在只與外國人有關的問題上,「無論何時涉及到傳教士自身的事情與私利時,他們在報紙上所發表的言論以及其所持之共同論調和精神」。因此,我說,在中國人受到外國公眾輿論的道德譴責之前,請拿出證據來說明這些騷亂不是日積月累的侮辱和傷害所激起的憤慨的總爆發。至於那些關於嬰兒及其被挖出的眼珠的駭人傳聞,其實不過 是點燃這場隨時可燃的烈焰的導火索罷了(見1879年爆發的福州烏石山教案的相關報道)。 上述這些原因,我認為就是中國民眾對於傳教士存在於中國的事實持強烈不滿的真正原因。至於我稱之為「來自歐美的失業的專職人員」這一階層,他們可以帶著中國的棄民在中國的土地上自行其事、無所約束。除了他們身上的純粹的聖職之外,沒有什麼是他們不敢侮辱、傷害的,這樣的事實讓我不得不在此再次強調,這就是中國民眾憎惡外國人的根源--它與我在本文第二節(即「智識啟蒙」部分)談到的受過教育的中國人憎恨外國人的根源有所不同。這樣,傳教士就對中國人憎恨外國人僅有的兩個深層原因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基督教傳教士在華傳教給中國帶來的所有災難,都可以從一個醜惡而凶暴的史實中管窺全豹。這個事實就是我稱之為「在華基督教傳教團教導出的中國棄民的叛亂」的太平天國叛亂。正是這一暴亂,改變了我們曾經喜愛並自豪地稱之為「花國」(Flowerly Land)的本來面目,就像將一個如花似玉、面帶微笑的少女變成一個形容枯槁、憔悴不堪的老婦人一樣。 下面,我長話短說,想簡單地談談傳教士在中國的存在為何對於外國的利益也是一種危害。在此,我只需請求所有明智的外國人想一想一個資深外國駐華領事曾對我說過的話:「對於中國人持久的傷害,最終也要傷害到外國人。」因此,如果我所做的關於傳教土在中國不是行善而實在傷害了中國人的說明有可信之處,那麼傳教士在中國的存在也就必然是對外國人的傷害了。我曾說過,傳教士對中國人憎惡外國人負有責任。現在,毫無疑問的是,中國人的這種憎恨對於外國人不可能有什麼好處。面對今日中國的這種危急現狀,我堅持認為,此種憎恨已使外國人在華的巨大商業利益和其他利益面臨著大大受損的威脅。一切愚蠢和感情用事的憎恨當然應當制止,但那種歸根結蒂是正義情緒的憎恨,我相信再多的炮彈也摧毀不了它,那些試圖如此行事的人將只能造成混亂,並以傷害他們自己而告終。 現在,傳教士們正叫嚷要以炮艦鎮壓中國人,並試圖引導外國公眾相信,那些請求外國人在這些教案中不要以炮艦相威脅的官員們不過是出於自私的目的。但我想,那些瞭解人民脾氣的人應當告訴外國公眾,外國炮艦為所謂「傳教事業」所發出的第一炮,就將成為一場戰爭的標誌,不是與中國政府的對抗--正如我們迄今為止所經歷的對外戰爭那樣--而是一場反對中國人民的戰爭。傳教士們已經在以大聲「鴉片戰爭」相恐嚇,但他們應稱之為一場「傳教戰爭」。我們現在正飽受這樣一場戰爭的折磨--除非能有一些公正無私、有足夠的常識,並富有正義感的外國人挺身而出,否則,要阻止這場戰爭是不可能的。因此,憑著這種常識和正義感,我要說,為了中外人民的共同利益,我極力請求外國政府著手解決中國的傳教問題--即便不將其完全撤離,起碼也應該對他們做某些限制。我想請問列國政府,這樣一種時機是否還沒有到來?對於此種傳教計劃,我已經證明,它不過是救濟來自歐美諸國的失業專職人員的一種毫無價值的慈善計劃罷了。 現在,我講出了多年來反覆沉思的話,這些話鑒於我個人和其他更深刻的考慮,我一直猶豫未曾出口,不過現在都講出來了--Sohilf mir Gott: ich kann nieht anders.(吾豈好辯哉,吾不得已也。) 一個中國人又及:以上所述,我把新教教會與天主教會的活動等量齊觀,並為一談。然而,如果不在此附上引自埃里松伯爵先生(Comte d’Herisson)所著《一位譯員在中國的日記》一書中的這個片斷,我將有失公正,也不便於人們瞭解真相的來龍去脈。對於這個富有狂熱的愛國精神的伯爵,我可以在此指出,他是那個統帥法軍、與英國人一道進佔北京的法國將軍的譯員和機要秘書--這位伯爵先生說:「如果在此不提醒人們注意我們在中國所看到的基督教傳教士在戰爭中起了多麼大的協助作用,那麼我就缺乏正義感,也沒有尊重事實。耶穌會士所呈獻給將軍的一切情報以及說明情報的準確性的文件,無論是關於我們必經的那些省份的資源的情報,還是關於我們將要在前面碰到的部隊人數的情報,都是通過當地耶穌會士獲得的--而他們也得通過為他們效勞的中國人來得到這些情報。秘密報告不僅要求對人和事有深入的瞭解,而且要求提供報告者有真正的勇氣,因為我們一旦離開這個國家,這些報告就會使他們受到中國人的可怕報復。耶穌會士在這個時期表現出了熱烈的愛國主義和令人欽佩的忠誠。」 現在,我請求每一個外國人說說看--無論他是法國人,英國人還是德國人,中國人民以他們所具有的力量,Ecrasezlle inffame(消滅邪惡者),猛烈地打擊懷有這樣一種patriotisme ardent(愛國主義狂熱)的人--就像他們現在所做的那樣,在道德上是否還有什麼不對的?

塞爾蘇斯(Celsus):反基督第一人

Posted: 13th December 2012 by admin in 經典文獻

塞爾蘇斯(Celsus)是有紀錄以來第一位發出反基督繳文的戰士。公元178年,塞爾蘇斯發表第一部反對基督教的著作《真言》(Logos Alethés / the True Word),維護希臘-羅馬文化圈的傳統學說。他的主要目的是捍衛羅馬帝國,認為帝國從內部開始分崩離析的原因是非理性的泛濫。 過了70年,希臘神父俄利根(Origines)才在248年發表《駁塞爾蘇斯》(Kata Kelsou / Against Celsus)。 由於在隨後的幾百年間,基督教狂熱分子只要見到塞爾蘇斯的書就燒,所以,後人只能從俄利根的書中摘錄出塞爾蘇斯的原話整理成書。 中文大意如下: 基督教是一種適合於沒受過教育的人的學說,只能贏得頭腦簡單的人,因為這些人自己太蠢,缺乏作學術的習性,基督教的追隨者是頭腦簡單、低等並愚鈍的人,是奴僕、女人和孩子。遇到有教養、不受這種欺騙的人,基督徒只能逃之夭夭。 基督教從內容上看沒什麼新東西,只是重複了受過教育的人早就熟知的許多觀點,比如對敵人的愛、謙卑、輕視物質財富、上帝之子、拒絕圖像崇拜和處女生子等等。希臘人不用吹噓什麼神的語言或神子的語言,對這種東西的表達卻要好得多。 對猶太教的選民思想提出批判。猶太人是一個次要民族,是完全沒受過教育的人。猶太人的思想是︰上帝是對我們進行了啟示,然後就離棄了世界和天體,也不再管廣闊的大地,而只是統治我們,只給我們送使者,不停地送啊,探究啊,使我們永遠和他聯繫在一起。 基督徒根據自己的以人為中心的觀念錯誤地把最高的神人性化了。基督徒們給上帝強加了過於大、過於世俗的野心。上帝對世間的事根本不關心,把最高的上帝想像為一個藏身在受苦的人的形態裡,根本就是愚蠢。 基督徒說最高的上帝化成了拿撒勒的耶穌這個人,僅憑耶穌這個人和他的生活作風,就是胡說。理由之一是,耶穌是瑪利亞和一個叫作Panthera的羅馬士兵的私生子。 耶穌是第一個人亞當的後代,不能令人信服。猶太教─基督教的歷史哲學觀整個就是給小孩子們聽的童話,而舊約不同的預言預示了他的出現的說法,都是他的門徒們杜撰的。 而所謂變成肉身的說法,究竟上帝降臨人間有什麼意義呢?為了了解人間的情況?那他不是全知的嗎?他知道一切,卻不改善什麼,是因為他沒有能力還是因為他的神權沒這個能力,除了為此向人間派一個人來的能力?所以,基督徒並非在信全能的神,上帝怎麼能沒有能力說服並糾正人呢?基督徒實際上是太看重自己。如果人變惡了,不知感恩了,上帝怎麼能夠通過基督徒感受到懺悔、通過他們來譴責並恨自己的藝術品、威脅人類並讓自己的造物毀滅? 基督徒專門收斂罪人。他們說,誰有罪了,不明事理了,不懂事了,總之,誰不幸福了,誰就進神的國。你們是不是在說……不公正的人、盜賊、製毒者、偷廟人和盜墓賊?但為什麼耶穌不是為了沒罪的人而來?難道不行惡反倒成了惡? 基督教的信仰極端矛盾︰舊約的上帝通過摩西告誡他的信徒發財、統治,對敵人不分男女全殺,而耶穌卻宣稱,誰要是富了,權利欲強,誰要是要求智慧和聲譽,那就不能到父的身邊……究竟是誰在撒謊,摩西還是耶穌?還是那個父在送耶穌來的時候忘了和摩西說過的話?要麼是他改變了自己的主意並咒了自己立的律法,所以才讓一個使者送來完全相反的規定? 基督教肉體復活的念頭令人噁心,這念頭或許對蟲和蛆正合適。哪個人的靈魂會喜歡一個正在腐爛的屍體呢?而且,哪具被毀壞的軀體有能力返回原本的狀態?因為他們回答不了這種問題,他們就找無聊之極的借口,說什麼對上帝而言什麼都有可能。 因為基督徒信仰的基礎太薄弱,所以必然是從一開始就分裂為不同的團組和流派,唯一共同的只是他們的名稱。 猶太人和基督徒有造反傾向,他們蔑視傳統,喜歡地下活動,或明或暗地反對習俗和法律。他們不公開生活,對國家完全沒有興趣,所以是文明的敵人,野蠻的開路人。 請基督徒從帝國的角落裡出來,參與國家生活。 [The text in regular type is from Celsus, in italic type from Origen.] Jesus and the Jewish Critic Book I 6. It is by the names of certain demons, […]

公元四世紀,古羅馬誕生了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在他的庇護下,基督教由屢受迫害的異教變成了正統國教。當徒手的耶穌戰勝了持劍的凱撒之後,基督教逐漸征服了西方人的精神,對西方文明的發展做出了諸多貢獻。 一、馴化野蠻人的基督教 從人性進化的角度講,特別是在精神及其倫理層面上,基督教在古希臘的理性精神之外,提供了統一的持久的超驗信仰,對天堂的期待安撫著地上的苦難,信徒的良知反抗著世俗權力的蠻橫,並通過聖徒的殉道和懺悔為人們提供道德典範(比如,耶穌殉難之後,又有聖彼得和聖保羅的殉教,聖.奧古斯丁的懺悔)。這信仰,這典範,提升著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也作為在道德上凝聚社會的紐帶連接起世世代代的倫理傳承。由基督教和古希臘形而上學的結合而形成的超驗倫理,在西方文明中具有超越世俗功利的絕對價值,並逐漸演變為普遍有效的公德標準。來自上天的超自然的恩惠和制裁,許給為善者入天堂的萬世至福,降給作惡者下地獄的永生懲罰,又通過懺悔的途徑給人以贖罪和自新的機會。上帝之子耶穌用甘願上十字架的代價,背負起人的「原罪」,以絕對的非暴力對抗暴力,以絕對的愛與寬恕降恩於所有罪人。生而有罪的人類,唯有終生向上帝祈禱和懺悔,在行為上不斷行善積德,才能在無限的贖罪之路上接近天國。正是這種恩罰並重、懺悔贖罪和良知反抗的超驗倫理,逐漸把凶悍的野蠻人和貪婪的惟利是圖之徒,馴化為平和、節制和反省的文明人,也就是把本能人提升為具有信仰的理性人。 從歷史進程的角度講,基督教興盛於大一統的羅馬帝國開始走向衰敗之時。北方蠻族的入侵、內部的暴虐統治、腐敗奢侈、權爭陰謀和底層反抗,已經失去道德方向的羅馬帝國,強大的武力只能帶來更大的災難。幸運的在於,羅馬帝國在武力上敗給了蠻族,基督教卻在精神上馴服了野蠻人,使之逐漸變成文明人。古羅馬帝國的統一傳統與北方蠻族的分離勢力發生武力衝突,在世俗意義上,促成了羅馬帝國的衰亡和民族國家的紛紛獨立,但在屬靈意義上,教權之下的信仰及教會的統一,等於在另類意義上延續著昔日的羅馬帝國統一。正如英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領袖溫斯頓.邱吉爾所言:「羅馬帝國滅亡以後,獲勝的野蠻人也同樣被基督的福音迷住了。雖然他們並不比今天的善男信女更能克制自己的邪欲,但是他們有共同的教義和神靈的啟示。一條聯接著歐洲各個民族。一個世界性機構遍佈所有國家,它無比強大,而且是羅馬時代倖存下來的惟一成為系統的機構。這一機構的首腦是羅馬的主教,他在精神上或者至少以教職的形式,恢復了羅馬皇帝已經喪失的權威。」(《英語民族史》第一卷《不列顛的誕生》,溫斯頓.邱吉爾著,薛力敏林林譯,南方出版社2003年版P83) 正是憑藉著聖徒的榜樣激勵、教會的超然權威、教義的普世正義、教士之布道安慰、儀式之莊嚴魅力、信徒之堅定虔誠……才培育出互助、慈善、克制、苦行等社會公德。僧侶們的開荒拓土,教堂和修道院對弱勢者的庇護、對窮人的賑濟、收養鯀寡孤獨、安頓迷途旅客,教會醫院救死扶傷,特別是救助那些被遺棄的罪犯和傳染病人……等等,宗教場所不僅成為施善育德和救死扶傷之地,也成為維護世界和平的源泉,交戰雙方不得進入宗教場所,已經成為世界通則。 二、改變社會結構的基督教 從社會發展的角度講,基督教對西方社會的發展具有三大功能。 1,教會成為凝聚社會大家庭的組織紐帶和自治權威,也成為秩序與和平之源。不僅是羅馬教廷提供了西方屬靈世界的統一權威,而且各地方教會也成為社區自治的組織核心。這種以教會為組織核心而形成的秩序,對結束無政府的混亂狀態來說,具有著遠比世俗政府更強大的功能。怪不得有人戲稱:「梵蒂岡的世界性權威就是宗教領域的『聯合國總部』。」但與現在的聯合國相比,梵蒂岡的統一權威具有悠久的傳統,而聯合國的權威僅僅是二戰後的產物,所以,梵蒂岡對世界各地的天主教會的權威之有效,遠非紐約聯合國總部對各成員國的權威所能比擬。梵蒂岡訓令對全世界的教徒具有強大的約束力,而聯合國決議卻難以真正約束各主權國家的行為。 2,基督教信仰,逐漸凝聚起整個西方教徒的信仰共識,從而形成了相對於世俗權力及其利益的超驗良知,隨著教會的普及和日漸擴張,這種獨立於世俗王權之外的道德的或精神的普遍共識,逐漸變成了高度組織化的宗教權威,在世俗政權本身無法形成對最高權力的內部制度化制約的情況下,基督教作為社會性的精神權威,發揮著從外部制約世俗王權的作用。由此,基督教改變了西方社會的整體結構,即在世俗政府的權威之外,造就了另一個獨立的屬靈權威,構成了兩種權威、兩套法律、兩種責任的並存。神權的確立及其教會財產的合法化,在使西方人的宗教信仰由多神教變成一神教的同時,也使古希臘遺留下來的一元社會隨之退出歷史舞台,西方社會的權力結構逐漸由一元變成二元,神權與王權、教會與政府、僧侶與俗人、宗教法與世俗法……的並存,構成了古羅馬社會結構的二元化:一是僧俗並存並日趨走向政教分離,二是自上而下的封建和自下而上的自治並存。正是在兩種不相上下的社會力量及其制度的相互對抗中,西方社會才能逐漸形成兩種統治力量相互制約的權威均衡,為西方制度向自由憲政的演變提供了成熟的社會條件。 3,為西方法治秩序的形成提供超驗基礎。在基督教成為古羅馬的國教之後,不僅教會法在技術上為世俗法提供了可資效仿的對象,而且對來自超驗正義的教會法為法治秩序的超驗基礎,於是,西方人逐漸形成了這樣的法治思想:法律如若要形成穩定的普遍的規則,首先,法律來上帝的意志,乃善法而非惡法,《摩西五經》是法律的原型;而法律如果僅僅來自愷撒,就很容易變成主要服務於統治者意志的惡法。其次,法律只有被信仰,才會被尊重、被自願服從,整個社會才能具有以遵紀守法為榮的公共意願。否則的話,法律要麼變成「惡法」,只服務於統治者的意志;要麼形同虛設、被法律之外的潛規則代替。 三、培育西方人文精神的基督教 從人文精神的特質和文化發展的角度講,基督教為西方文化提供了精神、制度和物質的偉大貢獻。 1,基督教的教義及其神學思想,對西方的人文學具有全面而深刻的影響。教義提供普世道義,拉丁文提供統一文字,自耶穌殉難以來的西方,沒有基督教背景的一流精神產品,幾乎是不可想像的。無論是神學、哲學、文學,還是繪畫、音樂、建築,只要是人文和藝術的創造,無一不打上鮮明的基督教印跡。不要說神權時代的人文精神被基督教信仰所左右,即便是在理性化世俗化的近、現代西方,基督精神也為人文創造提供深層的滋養,文藝復興運動、啟蒙運動和非理性主義運動之中誕生的文化巨人們,儘管以復興古希臘的理性精神來對抗神權主宰的中世紀,但是從但丁的《神曲》到意大利三傑的繪畫,從莎士比亞的戲劇到歌德的《浮士德》再到貝多芬等人的交響曲,從康德的絕對律令到尼采的超人,人們都能看到基督受難的形象和聽到天國的鐘聲。可以說,基督教已經滲入了西方文化的血肉之中。特別是那種指向絕對價值的超越精神,已經成為西方文化的最醒目的標誌。 2,基督教教會和神職人員在保存古代文化遺產方面貢獻卓著,不僅是與基督教傳承直接相關的古典遺產,還有大量異教和異端的文獻資料。經院神學家對古典哲學做出的獨特性解釋,對古典精神的傳承具有承前啟後的意義。教會開辦的神學院為西方高等教育體制奠基,是西方的近、現代的大學及其研究制度的母體。教會、修道院和神學院訓練出大量的教師、學者、法官、外交官和內閣大臣。教會的慈善事業也包括資助藝術創作,西方的音樂、繪畫和建築所達到的藝術高度,沒有教會所提供的精神資源和物質支持,也是難以想像的。 近、現代以來,借助於強大的經濟、先進的技術和優越的制度,基督教的信仰征服已經從西方向非西方國家擴展,而且一直持續到當代世界。基督教及資本主義文明具有強烈的擴張性,先後造就了羅馬帝國、大英帝國和二戰後的美利堅新帝國,並由武力的征服和佔領的殖民擴張演變為資本的擴張和福音的擴張(道義擴張),基督教為西方文明的擴張意識注入了「傳播上帝福音」的道義動力,其世俗化進程表現為經濟上的自由市場的全球化和政治上的自由民主的全球化。在「資本」為了利潤而進行的無遠弗界的擴張中,虔誠而富於獻身精神的傳教士,也不惜歷盡千難萬險地傳播福音,甚至於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西方傳教士的足跡。 進入20世紀之後,人類歷史富於戲劇性的發展證明:自發形成於特定地區的基督教、市場經濟和自由憲政,之所以具有難以抗拒的擴張性,就在於它們具有其他文明所缺乏的與人性的內在契合性——善待人性、確立人的尊嚴、鼓勵自由競爭、確保和平秩序和激發人的首創精神。所以,西方文明逐漸顯露出其普世性品質,被越來越多的其他地區和其他文明所接受,甚至演變成難以抗拒的歷史大勢,順治者昌而逆之者亡。 然而,基督教對西方的偉大貢獻並不能掩飾其製造的災難。在基督教主宰西方精神的漫長歷史上,教會犯下的最大罪惡便是迫害異教和異端。這樣的迫害史,從公元4世紀初一直延續到20世紀後期。 四、初為國教時期的迫害異端 非常諷刺的是,基督教由異教變成正統之後,也變成了製造並迫害其他異端的信仰獨裁者。從此,作為國教的基督教忘記了自己作為異教徒被迫害的傷疤,開始了在權力的支撐下的漫長的迫害異教徒的過程。君士坦丁大帝在把基督教定為國教之後,就開始迫害其他宗教信仰和基督教內部的異端。他就針對異教頒布嚴格的禁令:禁止在新首都敬拜任何偶像,禁止任何異教的集會並焚燬其會堂。四世紀的最後20年,狂熱的基督徒在羅馬各城市裡不斷地製造騷亂,摧毀異教的古老神廟,清除所有偶像和異教徒,禁止異教的祭祀和儀式。異教派別主要源自古希臘的精神遺產,如,新柏拉圖派、斯多葛派、犬儒派和密斯拉教派(Mithraism),其中尤以新柏拉圖派和斯多葛派的影響最大,並通過聖.奧古斯丁的神學而融入基督教之中。 雖然,在基督教的擴張中,由於戰功赫赫並喜歡希臘哲學的朱利安皇帝(Julianus 公元332 – 363)信奉異教,導致了基督教正統地位的暫時動搖,但這位皇帝被一個基督徒刺死之後,無數基督徒公開慶祝這位異教皇帝死去,基督教也隨之再次控制了政府,大規模的迫害異教運動再次展開。4世紀末期,羅馬城中還矗立著700多座異教廟宇,但是,從公元380年開始,在信奉「尼西亞信條」的正統派格雷先皇帝(Gratian)的大迫害下,異教遭到了嚴重摧毀,驅趕異教的神職人員、拆毀異教的廟宇和僧院並沒收其土地。最過分的是,羅馬歷史上最偉大的皇帝奧古斯都(屋大維)建立在元老院中的勝利女神像,也作為異教象徵物而被拆除。要知道,這座雕像建於公元前29年,至此已經有四百多年的歷史,曾經有十二代元老在此像前宣誓效忠帝國及其皇帝。 公元393年,意大利的異教徒們冒險發動革命,這也是他們反抗宗教迫害的最後一次努力,但以失敗告終。394年,東羅馬帝國的皇帝西奧多西一世(Theodosian I)率軍進入羅馬城,強迫元老院下令廢止所有異教信仰。及至5世紀中葉,羅馬城市中的異教徒已經所剩無幾,但基督徒卻越來越多,遍及整個帝國。 同時,基督教從被立為羅馬國教之日起,基督教內部的派別之爭就從未停止過,正統對異端的迫害也從未中止過。 君士坦丁大帝在尼西亞公會議上確立了「三位一體」的正統之後,也開始對基督教內的異端進行迫害,他下令:凡是不符合正統教條的主張全是異端,異端的書籍一經發現必須焚燬,私藏者將被處死。而且,基督教內部的派別之爭,還演變為血腥的暴亂。從325年的尼西亞公會議開始,正統的三位一體教義與不承認三位一體的阿萊亞斯派(Arius)之間的爭論一直持續。君士坦丁死後,在亞歷山大城和君士坦丁堡等城市,兩派之間的暴力衝突持續了長達一年時間(公元342 – 343),雙方共有3000多基督徒喪生。 之後,基督教教會的最為重要、也最為繁瑣的任務之一,便是盡力阻止異端邪說的繁衍,迫害異端也就成為貫穿於正統基督教史的組成部分。羅馬教廷決不會容忍對正統教義的任何挑戰,極端敵視基督信仰上的個人主義的宗教自由。在教廷眼中,異端教派的罪惡是雙重的:既分裂教會的同一性,也有分裂國家的潛在危險。特別是在政教合一的統治時期,由國家支持的正統教派就特別反對由民族主義支持的異端教派。確實,在很多情況下,異端思想來自某一試圖脫離帝國統治的「叛亂地區」,異端思想是叛亂者們的道義旗幟。比如,否定基督的人神二性的「基督一性說教派」(Monophysites),就極力鼓動敘利亞和埃及脫離君士坦丁堡;「道納杜斯派」(由迦太基主教道納杜斯創立)鼓動非洲脫離羅馬;在羅馬受到壓制的阿萊亞斯派卻在蠻族中贏得了眾多信徒。 公元4 – 5世紀,由於蠻族入侵,異端教派也紛紛出現,決不下於幾十派,舉其大者就有:阿萊亞斯派、猶諾米烏斯派(Eunomians)、馬其頓派(Macedonians)、薩伯流派(Sabellians)、諾瓦千派(Novatians)、普里西連派(Priscilliasts)、還有最著名的摩尼教(Manicheism)。各教派反對正統教派的鬥爭,其深層動力是爭取地方教會獨立於羅馬教會的自治權力。所以,所有這些教派都遭遇過數位羅馬皇帝的殘酷鎮壓,特別是對摩尼教的鎮壓最為凶狠。公元385年,一位西班牙主教被指控為摩尼教徒,並與數位同伴一起被燒死。對其他異端派別,他們的領袖大都被逐出教堂,信徒被沒收財產。然而,由於西羅馬帝國的日漸衰落,羅馬教會也無力控制各地的、特別是東方的教會,東西羅馬帝國的分裂,也使基督教陷於了事實上的分裂狀態。受迫害的異端派對正統派的怨恨之深,甚至達到了有你無我的程度,以至於,當阿拉伯人在公元7世紀征服埃及和近東之時,這些地區的一半以上的人將入侵者視為解放者,期望阿拉伯人讓他們在宗教上、政治上和經濟上得以擺脫拜占庭的殘酷統治。 基督教的正統地位,開始改變西方人的時空觀念,時間和空間同時被基督教化了。在時間上,主耶穌一生中的核心事件——聖誕節、復活節和星期日(主日)——成為記年的標誌。比如,長期以來關於基督誕生日的爭論,在公元354年也有了最終的結論,包括羅馬教會在內的西方教會,一致把基督誕辰確定為12月25日,也就是現在通行於全世界的「聖誕節」。 在空間上,以紀念基督教的殉道者為核心的建築矗立起來,指向天國的高聳尖頂與世俗的皇宮和民宅的低矮形成鮮明的對比。以殉道者的名字命名的大教堂逐漸佔據了西方各大城市的中心,遍佈城鄉各地的教堂也自然成為社區生活的中心。東羅馬帝國的首都拜占庭(「新羅馬」)就是基督之城的最好象徵。建都二百年後,它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富有、最美麗和最文明的城市,享譽基督教世界千年之久。在公元5世紀時,這座基督之城就以金壁輝煌的皇宮和華麗巍峨的教堂而著稱於世,據記載,已經有了5處皇宮、6處宮女宮殿,3處貴族宮,4388座大廈,322條街道,52個柱廊,1000多家店舖,100多處遊樂場所、豪華澡堂和壯觀的廣場……有人將之稱為世界古典藝術的博物館。最著名的當數君士坦丁會堂、聖索非亞大教堂、三面臨海的皇宮和奧古斯塔廣場。 在時間和空間的基督教化的背後,是西方的社會秩序的基督教化。這一過程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君士坦丁時代到公元6世紀末,大致經歷了近300年時間。這是作為國教的基督教向所有異教宣戰的時代,也是皇權對基督教具有支配權的時期。在清除異教影響的過程中,核心的問題是身份甄別:「什麼樣的人才算基督徒?」聖.奧古斯丁等教父的神學,不僅對此做了系統的回答,而且對各異端派進行了系統的駁斥。公元533年公佈的《查士丁尼法典》,也把信奉「三位一體」作為基督教正統,並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了羅馬教會的領導地位:所有基督教團體皆要服從羅馬教會的權威,為各大都會的各主教、各修道院院長以及其他神職人員都要服從教皇,為神職人權的行為立下規矩,禁止神職人員賭博、看戲和看競技等。當然,異端派也必然成為該法典的禁止對像:首先是財產上的懲罰,比如,道納杜斯派、一性論者和其他反國教派別,統統沒收其財產,判處其無買賣能力,沒有繼承權和遺贈權,更無資格向正統基督徒借債。其次是參與公共事務的限制,異端派不得集會,不准擔任公職。最後是肉體滅絕,特別是對摩尼教徒和再次信奉異端者,統統處死。由於正統基督教對各異端的迫害,必須借助於皇權的支持,所以,教會也就自然聽命於皇權。《查士丁尼法典》規定了皇帝對教會的統治權。就這樣,基督教正統教父們的神學與基督教皇帝制定的《查士丁尼法典》相結合,奠定了以基督教為道義正當性的法治秩序。 第二階段開始於6世紀末的「大格利高里時代」(Gregory the Great,在位590 – 604),結束於11世紀,經歷了大約400年的時間。這是拜占庭東方被伊斯蘭化的時代,也是西方逐漸皈依基督教的時代,即已經普及之後的基督教建立自身的標準和秩序的時期,核心問題是如何提升基督教的地位和品質:「具有怎樣的生活方式和行為舉止才算一個好基督徒?」這是一個秩序建立和完善的階段。在此階段,殉道先知的行跡和著名教父的教誨不再具有主宰作用,教會制度和主教布道成為建立秩序的主角,他們制定了一套基督徒應該遵守的道德準則,也制定了辨別何為「異教徒」的標準,有權威裁定基督徒生活中的是非善惡、高尚和低俗,逐漸形成了有別於世俗國家秩序的屬靈王國秩序。這種秩序,其內在權威是靠羅馬教廷及其頒布的一系列通諭建立起來的,進而形成了教會法和宗教法庭;其外在權威是靠對異端的文攻武嚇及其迫害建立起來的,所以才有中世紀的幾次十字軍東征和大規模迫害異端運動。 五、迫害異端的制度化時期 如果說,1096年,教皇烏爾班二世發動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是對外地的討伐異教,那麼,1215年,教皇英諾森三世主持召開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世界性基督教公會議,就是對內的鎮壓異端。 那是一個充滿戰亂、經濟變革和社會動盪的時代,隨著戰爭和商業而來的東西方交流的不斷擴展和加深,各類不同於正統基督教的思想觀念也蜂擁而至,從而導致了各種異端的興起。而當時佔據正統地位和達到權力頂峰的羅馬教廷,既是戰爭狂又是吸血鬼,既壟斷教權又壟斷財富,既炫耀主教的權杖又揮霍腐敗。這個企圖獨霸人類精神世界權力的教會,已經由單純的信仰團體變成了利益集團。在經濟上,一方面是日益加重的苛捐雜稅,對各地教會和普通信徒進行敲骨吸髓的詐取,另一方面是買賣神職、出賣贖罪券、聚斂和揮霍財富的腐敗,羅馬城裡的主教在拉特蘭宮(Lateran)的生活,其排場堪比皇帝及其王公大臣們。所謂「教皇的稅吏甚至比國王的軍隊更恐怖」的民間諺語,正是底層對教廷的強烈不滿的表達。 於是,上帝的代理人已經變成雙重的獨裁者:精神的壓迫者和財富的掠奪者,異端思想也就成為底層反權貴反教權的有利工具。所以,最令教廷恐懼的反對力量,不是來自其他異教,而是來自基督教內部的異端,教廷根本不可能對各類異端做出寬容性的接納,而只能愚蠢地做出防禦性的鎮壓反應。 可以說,異端大都是窮人的信仰,諸如「卡塔爾派」(Cathar)、「韋爾多派」(或稱「里昂窮人派」)、以及魔法、巫術等。這些異端,與其說是反對基督教,不如說是「反對天主教會」。首先,他們訴諸於《聖經》的原始教義和聖.奧古斯丁的神學,反對羅馬教廷對一切宗教活動和屬靈道德的壟斷權力,拒絕崇拜教士和正教的權威,而要求純潔基督教的信仰,通過嚴格的戒律來成就基督教的「完人」——精神至善。其次,他們反對教會及其神職人員的聚斂財富和腐化墮落,反對苛捐雜稅和奴隸制,而追求信仰上、經濟上、人身上的平等。再次,異端也是邊緣對中心的反叛,比如,異端「卡塔爾派」和「韋爾多派」都來源於自治權力日漸強大的法國,二者在法國也都受到支持和鼓勵。 可以說,在反教廷壟斷和反教會腐敗的意義上,中世紀的異端運動正是16世紀的新教運動的先驅,新教運動不過是此前的一系列異端運動的繼承者:被迫害的異端「……為以後約翰.胡斯的改革派異端鋪平了道路,被十六世紀新教辯護士所採納,成為宗教改革的先驅。」(《宗教裁判所——異端之錘》,愛德華.伯曼著,何開松譯,遼寧教育出版社P9)兩者的不同只在於:先驅者失敗了,繼承者成功了。而歷史的悲哀就在於,先驅者是悲劇人物,他們必定失敗並付出生命的代價,而繼承者是正劇人物,他們必定勝利並贏得權威。因為,無數先驅者所付代價的持續累積,終將達到某一臨界點,繼承者又恰好幸運地把握住了這一臨界點。 教廷自然要為維持自己的壟斷地位而向異端宣戰。距君士坦丁主持的全教會性宗教會議八百九十年之後的1215年,教皇英諾森三世主持召開了另一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世界性基督教公會議,會議發佈的第三條教規就特別強調對異端的鎮壓。到1227年,教皇格利高裡九世執掌羅馬教廷之後,開啟了鎮壓異端的制度化:發佈「絕罰赦令」,設立宗教裁判所,發行「宗教法庭指南」,建立書籍審查制度,審訊時的體罰制度,懲罰法規(包括恥辱標誌、沒收財產、監禁、火刑處死等)之後,英諾森四世在1252年5月15日發佈了迫害異端最恐怖的教皇通諭《論徹底根除異端》:把根除異端作為國家的首要任務,要求世俗權力完全聽命於宗教裁判所。這項教皇通諭使意大利變成了名副其實的警察國家。天主教會的首席神學家聖.托馬斯.阿奎那也寫出了權威性的《駁異教徒大全》。 十字軍東征成為最血腥的信仰之戰,宗教法庭成為最臭名昭著的迫害異端之地,留下了遺臭萬年的《女巫之錘》,這本經過教皇英諾森八世欽定的通諭,為腥風血雨的迫害異端開啟了大門。據記載,在意大利,宗教裁判所處死過至少一萬五千人;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處死過三萬二千人;在法國,宗教裁判所的審判官尼古拉.雷米是個迫害狂,據說他在一天之內就燒死過被判為女巫的八百名婦女。更荒唐的是,許多迷信魔法的高階神職人員卻熱衷於巫術審判,比如,1316年當選教皇的約翰二十二世,一面沉溺於各類魔法,不惜用自己的動產和不動產作抵押,來換取具有魔力的器皿,一面又瘋狂地迫害術士,連續發佈四份訓諭,發動了史無前例地迫害異教徒運動。 無數的異教徒和女巫的鮮血淤積起來,阻塞了多元化的精神通道,窒息著人類的精神創造力。直到新時代黎明之際,宗教法庭還燒死過布魯諾,判決過伽利略;在16、17、18三個世紀裡,還陷於巫術審判的極端狂熱之中。據西方史家估計,在這種狂熱中被迫害致死的人數,高達二十萬到一百萬之間,而且大多數是女人。也就是說,中世紀被稱為「黑暗時代」,宗教不寬容及其迫害異端,便是這「黑暗」的最醒目標記。 六、從寬容到迫害的新教時期 儘管,在羅馬教廷的嚴厲而持續的迫害下,大多數異端教派沒有成氣候,但經歷過基督教內部的兩次大分化,異端思想還是對天主教正統取得了勝利,「東正教」和「新教」就是異端勝利的標誌。前者是土耳其入主拜占庭帝國的產物,後者是16世紀的西方宗教改革的產物。 特別是在宗教改革運動中崛起的新教,無論是路德派還是加爾文派,也都經歷了由提倡宗教寬容到回歸宗教迫害的過程。即便以提倡宗教寬容著稱的馬丁.路德,在路德派取得了牢固地位之後,也逐漸放棄了寬容而轉向迫害。 路德的不寬容 在宗教改革之初,馬丁.路德公開呼籲寬容猶太人、異教徒和基督教異端,而反對天主教「燒死異端者」的行為,稱其是「違反神意」。他以教徒的個人良知取代了教會權威對信仰解釋權的壟斷,在宗教內部開啟了「個人主義」的濫觴。他主張「每個人皆為教士」,個人有權按照自己的理解來解釋《聖經》,每個信徒都具有不經由教會權威的欽定而直接仰望上帝的信仰權利。他在《論世俗權威》一文中表達了宗教寬容觀念:「由於信與不信,全繫個人良知之事……世俗權威應滿足於料理其自身之事,而准許人們,依照他們的能力和志願,信這,或信那,而不用外力強迫任何人。……當人們全憑力量而不憑神的話語反抗它們的時候,信仰和異端決不如此的強烈。」「我們既不能也不該強迫任何人信教。」 […]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

Posted: 8th November 2011 by admin in 經典文獻

就德國來說,對宗教的批判實際上已經結束;而對宗教的批判是其它一切批判的前提。 謬誤在天國的申辯一經駁倒,它在人間的存在就陷入了窘境。一個人,如果想在天國的幻想的現實性中尋找一種超人的存在物,而他找到的卻只是自己本身的反映,他就再也不想在他正在尋找和應當尋找自己的真正現實性的地方,只去尋找自身的假象,尋找非人了。 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據就是:人創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創造了人。就是說,宗教是那些還沒有獲得自己或是再度喪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識和自我感覺。但人並不是抽象的棲息在世界以外的東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國家、社會。國家、社會產生了宗教即顛倒了的世界觀,因為他們本身就是顛倒了的世界。宗教是這個世界的總的理論,是它的包羅萬象的綱領,它的通俗邏輯,它的唯靈論的榮譽問題,它的熱情,它的道德上的核准,它的莊嚴補充,它藉以安慰和辯護的普遍根據。宗教把人的本質變成了幻想的現實性,因為人的本質沒有真實的現實性。因此,反宗教的鬥爭間接地也就是反對以宗教為精神慰藉的那個世界的鬥爭。 宗教裡的苦難既是現實的苦難的表現,又是對這種現實的苦難的抗議。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歎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沒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樣。宗教是人民的鴉片。 廢除作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實現人民的現實的幸福。要求拋開關於自己處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拋開那需要幻想的處境。因此對宗教的批判就是對苦難世界-宗教是它們的靈光圈-的批判的胚胎。 宗教批判摘去了裝飾在鎖鏈上的那些虛幻的花朵,但並不是要人們依舊帶上這些沒有任何樂趣任何慰藉的鎖鏈,而是要人扔掉它們,伸手摘取真實的花朵。宗教批判使人擺脫了幻想,使人能夠作為擺脫了幻想,具有理性的人來思想,來行動,來建立自己的現實性;使他能夠圍繞著自身和自己現實的太陽旋轉。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陽,當人還沒有開始圍繞自身旋轉以前,它總圍繞著人而旋轉。 因此,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後,歷史的任務就是確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異化的神聖形象被揭穿以後,揭露非神聖形象中的自我異化,就成了為歷史服務的哲學的迫切任務。於是對天國的批判就變成對塵世的批判,對宗教的批判就便成對法的批判,對神學的批判就變成對政治的批判。 在導言後面將要進行的探討(也是對這項工作的一點貢獻)開始並不是針對原本,而是針對副本-德國的國家哲學和法哲學。其所以如此,只是因為這一探討是從德國開始的。 如果想從德國的現狀本身出發,即使採取唯一適當的方式-否定的方式,結果依然要犯時代錯誤。甚至對於我國政治現狀的否定,也都成了各國的歷史儲藏室中佈滿灰塵的史實。即使我否定了敷粉的發辯,我還是要同沒有敷粉的發辯打交道。即使我否定了1843年的德國制度,但按法國的年來說,我也不會是處在1789年,更不會是處在現代的焦點了。 不錯,德國歷史上有過一個引以自豪的運動,這個運動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在歷史上都沒有進行過,而且將來也不會仿造進行。我們和現代各國一起經歷了復辟,而沒有和它們一起經歷革命。我們經歷了復辟,首先是因為其它國家勇敢地進行了革命,其次是因為其它國家受到了反革命的危害;在第一種情形下,我們的統治者感到害怕,在第二種情形下,我們的統治者沒有感到害怕。我們往往只有一度,在自由被埋葬的那一天,才在我們牧師的領導下,處於自由社會。 有個學派以昨天的卑鄙行為來為今天的卑鄙行為進行辯護,把農奴反抗鞭子-只要它是陳舊的,祖傳的,歷史性的鞭子-把每個呼聲宣佈為叛亂;歷史對這一學派,正像以色列上帝對他的奴僕摩西一樣,只是表明了自己的過去,因此,這個法的歷史學派本身如果不是德國的歷史產物,那它就是杜撰了的德國的歷史。這個夏洛克,奴僕式的夏洛克,發誓要憑他的期票,歷史的期票,基督教德意志的期票來索取從人民心上剜下來的每一磅肉。 相反地,具有條頓血統並有自由思想的那些好心的熱情者,卻到我們史前的條頓原始森林去找我們自由的歷史。但假如我們自由的歷史只能到森林中去找,那末我們的歷史和野豬的自由歷史又有什麼區別呢?況且誰都知道,在森林中叫喚什麼,就有什麼回聲。還是不要觸犯原始的條頓森林吧! 應該向德國制度開火!一定要開火!這種制度雖然低於歷史水平,低於任何批判,但依然是批判的對象,正向一個低於做人的水平的罪犯,仍然是劊子手的對象一樣。在同這種制度進行鬥爭當中,批判並不是理性的激情,而是激情的理性。它不是解剖刀,而是武器。它的對象就是它的敵人,它不是要駁倒這個敵人,而是要消滅這個敵人,因為這種制度的精神已經被駁倒。這種制度本身並不是值得重視的對象,它是一種按照應當受到蔑視的程度而受到蔑視的存在物。批判沒有必要表明自己對這一對象的態度,因為它已經清算了這一對象。批判已經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種手段。它的主要情感是憤怒,主要工作是揭露。 這裡指的是描述各個社會領域間的相互傾軋,描述普遍的沉悶和不滿以及既表現為自大又表現為自卑的偏頗,也就是描述專以維護一切卑鄙行為為生的,而且自己本身也無非是一種以政府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卑鄙事物的那個政府機構內部的一切。 這是一幅什麼景象啊!社會沒有止境地分成行形形色色的行幫,這些心胸狹窄,心地不良,庸俗粗暴的行幫處於互相對立的地位,它們這種曖昧的猜疑的關係能夠使它們的統治者毫無例外地-雖然形式不同-把他們看成只是仰仗統治者的恩典才活著的東西。甚至他們還要承認自己被支配,被統治,被佔有的事實,而且還要把這說成世上天的恩典!而在另一方面,則是那些身價和人數成反比的統治者! 針對這個對象的批判是肉搏的批判;而在肉搏戰中,敵人是否高尚,是否有趣,出身是否相稱,這都無關重要,重要的是給敵人以打擊。不能讓德國人有一點自欺和屈服的機會。應當讓受現實壓迫的人意識到壓迫,從而使現實的壓迫更加沉重;應當宣揚恥辱,使恥辱更加恥辱。應當把德國社會的每個領域作為德國社會的污點加以描述,應當對這些僵化了的制度唱一唱它們自己的曲調,要讓它們跳起舞來!為了激起人民的勇氣,必須使它們對自己大吃一驚。這樣才能實現德國人民的不可抗拒的要求,而各國人民的要求的本身則是這些要求得以滿足的決定性原因。 這種反對德國現狀的狹隘內容的鬥爭,對現代各國來說,也不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德國現狀是舊制度的公開的完成,而舊制度是現代國家的隱蔽的缺陷。對德國政治現實的鬥爭就是對現代各國的過去的鬥爭,而過去的回音依然壓抑著這些國家。這些國家如果看到,在它們那裡經歷過悲劇的舊制度,現在如何透過德國的幽靈在演它的喜劇,那是很有教益的。當舊制度還是有始以來就存在的世界權力,自由反而是個別人偶然產生的思想的時候,換句話說,當舊制度本身還相信並且也應當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時候,它的歷史是悲劇性的。當舊制度作為現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的世界進行鬥爭的時候,舊制度犯的就不是個人的謬誤,而是世界性的歷史謬誤。因而舊制度的滅亡也是悲劇性的。 相反地,現代德國制度是一個時代錯誤,它駭人聽聞地違反了公理,它向全世界表明舊制度毫不中用;它只是想像自己具有自信,並且要求全世界也這樣想像。如果它真的相信自己的本質,難道它還會用另外一個本質的假象來把自己的本質掩蓋起來,並求助於偽善和詭辯嗎?現代的舊制不過是真正的主角已經死去的那種世界制度的丑角。歷史不斷前進,經過許多階段才把陳舊的生活形式送進墳墓,世界歷史形式的最後一個階段就是喜劇。在埃斯庫羅絲的《被鎖鏈鎖住的普羅米修斯》裡已經悲劇式地受到一次致命傷的希臘之神,還要在琉善的《對話》中喜劇式地重死一次。歷史為甚麼是這樣的呢?這是為了人類能愉快地和自己的過去訣別,我們現在為德國當局爭取的也正是這樣一個愉快的歷史結局。 可是,一旦現代的政治社會現實本身受到批判,即批判一旦提高到真正的人的問題,批判就超出了德國現狀,不然的話,批判就會認為自己的對象所處的水平低於這個對象的實際水平。下面就是一個例子!工業以至於整個經濟界和政治界的關係是現代主要問題之一。這個問題是怎樣使德國人開始發生興趣的呢?是由於保護關稅制度,貿易限制制度,國民經濟學。條頓主義從人變成了物質,因此,我們的棉花騎士和鋼鐵英雄也就不知在哪個黃道吉日一變而成愛國志士了。所以在德國,人們開始承認獨佔在國內的主權,並給它以對外的統治權。所以在法國和英國行將完結的事物,在德國才剛剛開始。這些國家在理論上反對的,而且依舊當做鎖鏈來忍受的陳舊的腐朽的制度,在德國卻被當作美好未來的初升朝霞而受到歡迎,這個美好的未來剛從狡猾的理論過渡到無恥的實踐。在法國和英國,問題是政治經濟學或社會對財富的控制;在德國卻是國民經濟學或私有財產對國家的控制。因此,在法國和英國是消滅已經發展到最大限度的獨佔;在德國,卻是把獨佔發展到最大限度。那裡,正在解決問題;這裡,矛盾才被提出。這個例子充分說明了現代問題的德國式的提法,說明我們的歷史就像一個笨拙的新兵,只會重複舊的操練一樣,到現在為止一直認為自己的任務只是重複舊的歷史。 因此,既然德國的整個發展沒有超出德國的政治發展,那末德國人能夠參與現代問題的程度頂多也只能像俄國人一樣。但既然個人不受國界的限制,那末整個國家就不會因為個人獲得解放而獲得解放。希臘哲學家中間曾經有一個是斯基台人,但這絲毫也沒有使斯基台人接近希臘文化。 我們德意志人幸而不是斯基台人。 正像古代各族是在幻想中,神話中經歷了自己的史前時期一樣,我們德意志人是在思想中,哲學中經歷自己的未來的歷史的。我們是本世紀的哲學同時代人,而不是本世紀的歷史同時代人。德國的哲學是德國歷史在觀念上的繼續。因此,當我們不去批判我們現實歷史的未完成的著作,而來批判我們觀念歷史的遺著-哲學的時候,我們的批判恰恰接觸到了本世紀所謂的問題所在的那些問題的中心。在先進國家是同現代國家制度的實際脫離,在甚至還沒有這種制度的德國,首先卻是同這種制度的哲學反映的批判脫離。 德國的法哲學和國家哲學是唯一站在正統的當代現實水平上的德國歷史。因此,德國人民必須把自己這種想像的歷史和自己的現存制度聯繫起來,不僅批判這種現存制度,而且還要批判這種制度的抽象繼續。他們的未來既不能只限於對自己現實的國家和法的制度的直接否定,也不能只限於對觀念中的國家和法的制度的直接實現,因為他們這些理想制度就包含了對現實制度的直接否定,而理想制度的直接實現,他們在觀察鄰國的生活的時候幾乎已經經歷過了。因此,德國的實踐派要求否定哲學是正當的。該派的錯誤並不在於提出了這個要求,而在於僅限於提出這個要求,沒有認真實現它,而且也不可能實現它。該派以為,只要扭過頭去,背朝著它,嘟囔幾句陳腐的氣話,哲學的否定就實現了。它的眼光的狹隘就在於沒有把哲學歸入德國現實的範圍,或者以為哲學甚至低於德國的實踐和為實踐服務的理論。你們要求人們必須從生活的現實萌芽出發,可是你們忘記了德國人民生活的現實萌芽一向都只是在他們的腦子裡生長起來的。一句話,你們不在現實中實現哲學,就不能消滅哲學。 從哲學產生的理論派也犯了同樣的錯誤(雖然是在相反的方面)。 它認為目前的鬥爭只是哲學同德國這個世界的批判鬥爭,而沒有想到現存的哲學本身就屬於這個世界,而且是這個世界的補充,雖然只是觀念的補充。它對對方採取批判的態度,對自己本身卻採取非批判的態度,因為它從哲學的前提出發,沒有超出這些前提得出的結果,或把別處得來的要求和結果冒充哲學的直接要求和結果,雖然這些要求和結果-假定是正確的-只有否定現存的哲學,否定作為哲學的哲學,才能得到。關於這一派,我們回頭還要詳細談到。它的根本缺陷可以歸結如下:它認為,不消滅哲學本身,就可以使哲學變成現實。 德國的國家哲學和法哲學在黑格爾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統、最豐富和最完整的闡述;對這種哲學的批判不但是對現代國家和對同它聯繫著的現實的批判性分析,而且也是對到目前為止的德國政治意識和法意識的整個形式的最徹底的否定,而這種意識的最主要、最普遍、升為科學的表現就是思辨的法哲學本身。如果說,思辨的法哲學,這種關於現代國家(它的現實還是彼世,雖然這個彼世不過是在萊因河彼岸)的抽象的,脫離生活的思維只在德國才有可能產生,那末反過來說德國人之所以有可能從現實人抽象出現代國家的思想形象,也只是因為現代國家本身是從現實人抽象出來的,或者只是幻想地滿足整個的人。德國人在政治上考慮過的正是其它國家做過的事情。德國是這些國家理論上的良心。它的思維的抽象和自大總是同它的現實的片面性和低下並列。因此,如果德國國家制度的現狀代表了舊制度的完成,即表現了現代國家機體中的這個刺的完成,那末德國的國家學說的現狀就表現了現代國家的未完成,表現的現代國家的機體本身的缺陷。 對思辨的法哲學的批判既然是德國過去政治意識形式的堅決反對者,那它就不會集中於自己本身,而會集中於只用一個辦法即通過實踐才能解決的那些課題上去。 試問:德國能不能實現一個原則高度的實踐,即實現一個不但能把德國提高到現代各國的現有水平,而且提高到這些國家即將達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 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德國理論的徹底性及其實踐能力的明證就是:德國理論是從堅決徹底廢除宗教出發的。對宗教的批判最後歸結為人是人的最高本質這樣一個學說,從而也歸結為這樣一條絕對命令:必須推翻那些使人成為受屈辱,被奴役,被遺棄和被蔑視的東西的一切關係,一個法國人對草擬中的養犬稅發出的呼聲,再恰當不過地刻畫了這種關係,他說:「可憐的狗啊!人家要把你們當人看哪!」 即使從歷史的觀點來看,理論的解放對德國也有特別實際的意義。德國的革命的過去就是理論性的,這就是宗教改革。正像當時的革命是從僧侶的頭腦開始一樣,現代的革命則從哲學家的頭腦開始。 的確,路德戰勝了信神的奴役制,只是因為他用信仰的奴隸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對權威的信仰,卻恢復了信仰的權威。他把僧侶變成了俗人,但又把俗人變成了僧侶。他把人從外在宗教中解放出來,但又把宗教變成了人的內在世界。他把肉體從鎖鏈中解放出來,但又給人的心靈套上了鎖鏈。 但是,即使新教沒有正確解決問題,它畢竟正確地提出了問題。現在問題已經不是同俗人以外的僧侶進行鬥爭,而是同自己內心的僧侶進行鬥爭,同自己的僧侶本性進行鬥爭。如果說新教把德國俗人變成僧侶,便解放了世俗教皇及其整個集團即特權者和庸人,那末哲學把僧侶精神影響極深的德國人變成人,這就是解放全體人民。但正像解放不應以王公的解放為限一樣,財產的收歸俗用也不以奪取寺院財產為限,而這種奪取是由偽善的普魯士最先實行的。當時,農民戰爭這個德國歷史上最徹底的事件,因碰到神學而垮臺了。今天,神學本身已被粉碎,德國歷史上不自由的最尖銳表現-我們的現狀-碰到哲學也要垮臺。宗教改革以前,官方德國是羅馬最忠順的奴隸。革命前,德國則是小於羅馬的普魯士和奧地利,保守的容克和庸人的忠順奴隸。 可是,徹底的德國革命看來面臨著一個重大的困難。 就是說,革命需要被動因素,需要物質基礎。理論在一個國家的實現程度,決定於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但是德國思想界的要求和德國現實對這些要求的答案之間的驚人的分岐,是否會同市民社會和國家之間以及和市民社會本身之間的同樣的分岐一致呢?理論要求是否能夠直接成為實踐要求呢?光是思想竭力體現為現實是不夠的,現實本身應當力求趨向理想。 但是,德國並不是和現代各國在同一個時候登上政治解放的中間階梯。甚至它在理論上已經超越的階梯,它在實踐上還沒有達到。它怎麼能夠一個觔斗就不僅超越自己本身的障礙,而且越過現代各國面臨的障礙,即越過它實際上應當看做擺脫自己實際障礙的一種解放,而且應當做為它的目的來爭取的那些障礙呢?徹底的革命只能是徹底需要的革命,而這些徹底需要的產生,看來既沒有任何前提,也沒有必要的基礎。 但是,既然德國只是用抽象的思維活動伴隨了現代各國的發展,而沒有積極參加這種發展的實際鬥爭,那也就是說它只分擔了這一發展的痛苦,而沒有分想這一發展的歡樂和局部的滿足。一方面的抽象痛苦同另一方面的抽象活動相適應。所以有朝一日,德國會在還沒有處於歐洲解放的境地以前就處於歐洲瓦解的境地。德國可以比做染上基督教病症而日形憔悴的偶像崇拜者。 如果我們來看一下德國各邦政府,那末我們就會看到,由於現代各種關係,由於德國的情勢,由於德國教養的特點,最後由於自己本身的正確本能,這些政府不得不把現代國家世界-它的長處我們沒有加以利用-的文明的缺陷和舊制度的野蠻的缺陷-這些缺陷我們卻大加欣賞-結合了起來。因此,德國還要越來越多地含有超出它的現狀的那些國家制度的某些方面,即使不是合理的方面,至少也是不合理的方面。世界上有沒有一個國家,也像所謂立憲德國這樣,天真地分擔了立憲國家制度的一切幻想,而未分享它的現實成就呢?除了德國政府而外,難道會有什麼人產生這樣一種奇怪念頭,想把出版檢查制度的痛苦和以出版自由為前提的法國九月法令的痛苦結合在一起嗎?正像在羅馬的百神廟可以看到一切民族的神一樣,在德意志民族的神聖羅馬帝國可以看到一切國家形式的罪孽。這個空前未有的折衷主義又特別得到了德國國王的政治的,審美的饕餮的保證,這個國王想扮演國王的一切角色-封建的和官僚的,專制的和立憲的,獨裁的和民主的;他這樣做如果不是以人民的名義,便以他本身的名義,如果不是為了人民,便是為他自己。德國這個形成一種特殊世界的當代政治的缺陷,如果不摧毀當代政治的一般障礙,就不可能摧毀德國的特殊障礙。 對德國來說,徹底的革命,全人類的解放並不是烏托邦式的空想,只有部分的純政治的革命,毫不觸犯大廈支柱的革命,才是烏托邦式的空想。部分的純政治的革命的基礎是什麼呢?就是市民社會的一部分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統治,就是一定的階級從自己的特殊地位出發,從事整個社會的解放。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下,即假定整個社會都處於這個階級的地位,也就是說,既有錢又有教育,或者可以隨意取得它們,這個階級才能解放整個社會。 在市民社會,任何一個階級想要扮演這個角色,就必須在一瞬間激起自己和群眾的熱情。在這瞬間,這個階級和整個社會親如手足,打成一片,不分彼此,它被看做和被認為是社會的普遍代表;在這瞬間,這個階級本身的要求和權力真正成了社會本身的權力和要求,它真正是社會理性和社會的心臟。只有為了社會的普遍權力,個別階級才能要求普遍統治。要取得這種解放者的地位,從而在政治上利用一切社會領域來為自己的領域服務,光憑革命精力和精神上的優越感是不夠的。要使人民革命和市民社會個別階級的解放相吻合,要使一個等級成為整個社會的等級,社會的一切缺點就必須集中於另一個階級,一定的等級就必須成為一般障礙的化身,成為一切等級所共通的障礙的體現;一種特殊的社會領域就必須被看成是整個社會公認的罪惡,因此,從這個領域解放出來就表現為普遍的自我解放。要使一個等級真正成為解放者等級,另一個等級相反地就應當成為明顯的奴役者等級。法國貴族和法國僧侶的普遍消極意義決定了和他們最接近卻又截然對立的階級即資產階級的普遍積極意義。 但是,德國的任何一個特殊階級,不僅缺乏那些把自己標誌為社會消極代表的徹底,尖銳,勇敢,無情,同樣,任何一個等級也缺乏和人民心胸相同-即使是瞬間的相同-的開闊的胸懷,缺乏鼓舞物質力量實行政治暴力的感悟,缺乏革命的大無畏精神,敢於向敵人傲然挑戰:我算不了什麼,但我必須主宰一切。構成德國道德和忠誠-不僅是個別人的,而且是各個階級的-的基礎的,卻反而是被壓抑的利己主義;這種利己主義故步自封,而且希望別人也能故步自封。因此,德國社會各個領域之間的關係就不是戲劇性的,而是史詩式的。每個領域不是在被壓迫的時候,而是當現代關係在沒有得到這個領域的任何支持的情況下建立了低於它的而且它能加以壓迫的社會領域時,才開始意識到自己,才連同自己的一切特殊要求與其它社會領域一起佔居一定的地位。就連德國資產階級精神上的優越感也只是以自己是一切階級的卑鄙庸俗性的總代表這種意識為依據的。因此,不僅德國各邦的帝王登基不及時,而且市民社會每個領域也是未等慶祝勝利,就遭到了失敗,未等克服面前的障礙,就設置了自己的障礙,未等表現自己的寬大本質,就表現了自己的狹隘本質,因此,就連扮演一個重要角色的可能性,也是不等這種可能性顯現出來就已成了過去,一個階級剛剛開始同高於自己的階級進行鬥爭,就捲入了同低於自己的階級的鬥爭。所以當諸侯同帝王鬥爭,官僚同貴族鬥爭,資產者同所有這些人鬥爭的時候,無產者就開始了反對資產者的鬥爭。資產階級還不敢按自己的觀點來表述解放思想,而社會情況的發展以及政治理論的進步已經說明這種觀點是陳舊的,或者至少是成問題的了。 在法國,只要有點什麼,就能佔有一切;在德國,只有一無所有,才不致失掉一切。在法國,部分解放是普遍解放的基礎;在德國,普遍解放是任何部分解放的必要條件。在法國,全部自由應該由逐步解放的現實過程產生;在德國,卻應該由這種逐步過程的不可能性產生。在法國,人民中的每個階級都是政治的理想主義者。它首先並不感到自己是個特殊階級,而是整個社會需要的代表。因此,解放者的角色在充滿戲劇性的運動中順次由法國人民的各個階級擔任,直到最後由這樣一個階級擔任,這個階級將要實現社會自由,但它已不使這個自由受到人的外部的但仍然是由人類社會造成的一定條件的限制,而是從社會自由這一必要前提出發,創造人類存在的一切條件。德國則相反,在這裡,實際生活缺乏精神內容,精神生活也同實踐缺乏聯繫,市民社會任何一個階級,如果不是它的直接地位,物質需要,自己的鎖鏈強迫它,它一直也不會感到普遍解放的需要和自己實現普遍解放的能力。 那末,德國解放的實際可能性到底在哪裡呢? 答:就在於形成一個被徹底的鎖鏈束縛著的階級,即形成一個非市民社會階級的市民社會階級,一個表明一切等級解體的等級;一個由於自己受的普遍苦難而具有普遍性質的領域,這個階級並不要求享有任何一種特殊權利,因為它的痛苦不是特殊的無權,而是一般無權,它不能再求助於歷史權利,而只能求助於人權,它不是同德國國家制度的後果發生片面矛盾,而是同它的前提發生全面矛盾,最後,它是一個若不從其它一切社會領域解放出來並同時解放其它一切社會領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領域,總之是這樣一個領域,它本身表現了人的完全喪失,並因而只有通過人的完全恢復才能恢復自己。這個社會解體的結果,作為一個特殊的等級來說,就是無產階級。 德國無產階級是隨著剛剛著手為自己開闢道路的工業的發展而形成起來的;因為組成無產階級的不是自發產生的而是人工製造的貧民,不是在社會的重擔下機械地壓出來的而是由於社會的急劇解體過程,特別是由於中間等級的解體而產生的群眾,不言而喻,自發產生的貧民和基督教德意志的農奴等級也在不斷地-雖然是逐漸地-充實無產階級的隊伍。 無產階級宣告現存世界制度的解體,只不過是揭示自己本身存在的秘密,因為它就是這個世界制度的實際解體。無產階級要求否定私有財產,只不過是把社會已經提升為無產階級的原則的東西,把未經無產階級的協助,作為社會的否定結果而體現在它的身上,即無產階級身上的東西提升為社會的原則。無產階級對正在形成的世界所享有的權利和德國國王對已經形成的世界所享有的權利是一樣的。德國國王把人民稱為自己的人民,正像他把馬叫作自己的馬一樣。國王宣佈人民是他的私有財產,只不過表明私有財產的所有者就是國王這樣一個事實。 哲學把無產階級當做是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地,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閃電一旦真正射入這塊沒有觸動過的人民園地,德國人就會解放為人。 根據上述一切,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 德國唯一實際可能的解放是從宣佈人是人的最高本質這個理論出發的解放。在德國,只有從對中世紀的部分勝利解放出來,才能從中世紀得到解放。在德國,不消滅一切奴役制,任何一種奴役制都不可能消滅。徹底的德國不從根本上開始進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德國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這個解放的頭腦是哲學,它的心臟是無產階級。哲學不消滅無產階級,就不可能成為現實;無產階級不把哲學變成現實,就不可能消滅自己。 一切內在條件一旦成熟,德國的復活日就會由高盧雄雞的高鳴來宣佈。 寫於1843年底-1844年1月 載於1844年《德法年鑒》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2-467頁2) 出處: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marxist.org-chinese-marx-1843.htm

關於宗教自由的相關法規

Posted: 7th November 2011 by admin in 現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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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美利堅合眾國憲法(第一修正案) 《世界人權宣言》第18條 《兒童權利宣言》原則一及十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8條 《消除基於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視宣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6條 《兒童權利公約》第14條 《俄羅斯聯邦憲法》第13, 14, 28, 29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區基本法》第32, 137, 141, 140, 149條 《遏制對宗教的誹謗》決議 《歐洲人權公約》第9, 14條及第1號議定書第2條 《法國政教分離法》第1, 2條 《中華民國憲法》第7, 13條 美利堅合眾國憲法(第一修正案) (1791年12月15日生效) 國會不得制定關於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國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剝奪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和向政府請願伸冤的權利。 《世界人權宣言》第18條 (1948年在聯合國大會上通過) 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權利,此項權利包括改變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單獨或集體、公開或秘密地以教義、躬行、禮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兒童權利宣言》原則一及十 (1959年11月20日在聯合國大會上通過) 原則一 兒童應享有本宣言中所列舉的一切權利。一切兒童毫無任何例外均得享有這些權利,不因其本人的或家族的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意見、國籍或社會成分、財產、出身或其他身分而受到差別對待或歧視。 原則十 兒童應受到保護使其不致沾染可能養成種族、宗教和任何其他方面歧視態度的習慣。應以諒解、寬容、各國人民友好、和平以及四海之內皆兄弟的精神教育兒童,並應使他們充分意識到他們的精力和才能應該奉獻於為人類服務。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8條 (1966年12月16日在聯合國大會上通過,1976年3月23日生效) 人人有權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此項權利包括維持或改變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單獨或集體、公開或秘密地以禮拜、戒律、實踐和教義來表明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任何人不得遭受足以損害他維持或改變他的宗教或信仰自由的強逼。 表示自己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僅只受法律所規定的以及為保障公共安全、秩序、衛生或道德、或他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所必需的限制。 本盟約締約各國承擔,尊重父母和(如適用時)法定監護人保證他們的孩子能按照他們自己的信仰接受宗教和道德教育的自由。 《消除基於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視宣言》 (1981年11月25日在聯合國大會上通過) 考慮到《聯合國憲章》的一個基本原則是要維護全人類的尊嚴和平等,所有會員國都誓言與聯合國合作,共同或分別採取行動,以促進並鼓勵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的區別,普遍尊重和遵守所有一切人的人權和基本自由, 考慮到《世界人權宣言》和有關人權的各項國際公約,已宣布不歧視原則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以及人人享有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等自由的權利, 考慮到對人權和基本自由的漠視和侵犯,特別是對思想、良心、宗教或任何信仰等自由的權利的漠視和侵犯,已經直接或間接地給人類帶來了戰爭和巨大的痛苦,尤其是在被利用來作為外國干涉他國內政的手段,以及煽起民族間和國家間的仇恨時更是如此, 考慮到宗教或信仰對於任何信教或抱有信仰的人來說是他人生觀中的一個基本因素,並考慮到宗教或信仰自由應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 考慮到在涉及有關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問題時必須促進諒解、容忍和尊重,並考慮到必須確實保証絕不允許利用宗教或信仰以實現違反《聯合國憲章》、聯合國其他有關文件以及本宣言的宗旨和原則的目的, 深信宗教自由或信仰自由還應該有助於實現世界和平、社會正義和各國人民友好等目標,應該有助於消除殖民主義和種族歧視的意識形態或行為, 滿意地注意到在聯合國和各專門機構主持下已通過幾個關於消除各種形式歧視的公約,而且有些公約已經生效, 對世界上某些地區在宗教和信仰問題上仍有種種不容忍的表現,仍有歧視的現象存在,甚表關切, 決心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求迅速消除這種不容忍的一切形式和表現,並防止和反對基於宗教或信仰原因的歧視行為, 特此宣布《消除基於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視宣言》: 第一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