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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玛斯福音》(多马福音)

Posted: 22nd March 2013 by admin in 典外文献

The Gospel of Thomas 本文转载自:https://sites.google.com/site/gospelthomas/ 中译本序言 欢迎你一起来探索这暌违千年之久的福音! 多玛斯福音(The Gospel of Thomas,或译为多马福音)曾经在基督教历史初期阶段,流传于一些基督徒之间,但后来历经千年以上的湮没而不为人知。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年,曾经有这部福音片段希腊文残篇的考古发现。在1945年,科普特文(Coptic)多玛斯福音自埃及纳格哈马地(Nag Hammadi)出土之后,这部福音的大致全貌才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目前世界上已有许多英文与各国语文的多玛斯福音翻译版本。这份中文译本的完成,则是主要参考自Thomas O. Lambdin、Stephen Patterson and Marvin Meyer、Stephen J. Patterson and James M. Robinson、Beate Blatz、Bentley Layton,与Jean Doresse等六个英文译本,以及Michael Grondin的科普特文∕英文对照版本。 这部福音的记录者自称为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多玛斯(Thomas,或译为多马)。历史上的多玛斯长相与耶稣相近,当时便有人称他是耶稣的双胞胎兄弟(迪迪摩斯Didymus)。福音中的内容则是耶稣私下对门徒的教导与问答记录,因此被称为是耶稣的秘密话语(福音前言)。在这部福音中有114段文字,其中耶稣指出天国已经到来(§51, 113),只因人们盲目(§28)而看不见。天国与父亲就是光(§50),耶稣自己也是光(§77),只要人能以内在的光明(§24)去看清楚(§5),便能够成为小孩而进入天国(§22, 46)。 相较于目前教会所承认的四部新约圣经福音,在这部多玛斯福音中,耶稣对于天国的认识与基督徒的信仰实践方式,有更多直接而彻底的教导。正因为天国早已存在于成为基督徒的起点(§18),人并不需要强迫自己或刻意修养美德进天国(§6, 14)。只要人能够以内在光明看清自己的真相,而变成小孩子的时候,将发现天国早已存在于人的内在(§3),并发现我们其实是耶稣的兄弟(99),也都是天父之子(§3, 50)。对于耶稣的追随者,在这部福音中,耶稣曾说自己不是老师(13),事实上,耶稣是与一切合一(§77)。当我们也能像耶稣一样没有内在的分裂与分别,便能够展现内在光明而达成统一(§61, 72),也唯有当人获得内在统一之后(§4, 16, 23, 49),才能真正成为小孩子而进入天国(§22)。 对于这部福音,尽管可以由神学教义、历史考据、文献比对等不同观点来研究,也能因而得到相当的理解与收获。但是我们不妨以耶稣在福音中所建议的方式,放下怀疑(§43),也放下我们原先重视的种种事物(§8, 65, 76)。不论我们的头脑是不是能够马上理解这些教导,打开自己让福音中的话语直接穿透内心,这将会是这部福音为你带来的最高价值。 愿你内在的光明,带领你到天国,也带给你永恒的宁静与喜乐。 何建志 序于台北 西元2006年2月8日gospelthomas@gmail.com 正文 这些秘密话语来自活着的耶稣,由迪迪摩斯‧犹大‧多玛斯记录。 1. 他说:“任何人发现了这些话的意义,将不会尝到死亡的滋味。” 2. 耶稣说:“追寻者不应该停止追寻,直到他们找到为止。当他们找到,他们将要受困扰。当他们受困扰,他们将会惊奇,然后统治一切。” 3. 耶稣说:“如果你们的领导人对你们说:“看,天国在空中,那么空中的鸟就会领先你们。如果他们对你们说,天国在海里,那么海里的鱼就会领先你们。其实,天国在你们的里面,也在你们的外面。当你们认识你们自己,他们就会认出你们,而你们将会了解到,你们就是永生之父的儿子。然而如果你们不认识你们自己,你们就处在贫困里,而且你们就是贫困。” 4. 耶稣说:“活了很多天的人,毫不犹豫向出生七天的小孩请问生命之地,而他就会活着。许多在前的人将要在后,而他们会成为同一个人。” […]

李天命:耶教“33教谬”

Posted: 20th March 2013 by admin in 现代资料

转载自李天命《哲道行者》 立教五原谬 传道人说: “耶和华是唯一的神,他就是上帝。上帝三位一体,全能全善全知。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魔鬼化身为蛇引诱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夏娃亚当吃了禁果犯了原罪,因而你我也就犯了原罪,全人类也都犯了原罪。神是公义的,所以全人类都应该得到永死的结局。但神又是慈爱的,派他的独生子耶稣下凡救世,钉十字架以宝血洗净世人的罪,让世人得到永生。这就是救恩。信耶稣必上天堂,不信耶稣必下地狱。耶稣就是上帝。” 问题少年拆: (1) 自造自己?自言自语? 耶稣就是上帝?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即是一切都是耶稣创造的?所以地球也是耶稣造出来的?太阳也是耶稣造出来的?银河系也是耶稣造出来的?亿万星系也是耶稣造出来的?“所有一切”当然包括耶稣在内,那么耶稣创造所有一切就包括了创造自己?耶稣创造自己之前存在不存在?如果存在,已存在的耶稣怎么可能创造耶稣出来?如果不存在,不存在的耶稣又怎么可能创造耶稣出来? 耶稣就是上帝,同时又是上帝的独生子?那么耶稣是自己的父亲?上帝是自己的儿子?如果耶稣就是上帝,那么所谓耶稣复活升天坐在上帝的右边,即是耶稣复活升天坐在自己的右边?耶稣向上帝祈祷即是耶稣向上帝祈祷即是耶稣向自己祈祷?原来耶稣是神经佬? (2) 残虐悖理,欲加之罪 耶和华是公义和慈爱的?那他为什么要创造那个爱吃水果的夏娃,而不创造一个不爱吃水果的夏娃?为什么要创造那条会说话的蛇,而不创造一条不会说话的蛇?为什么要创造那条会说话的蛇来引诱那个爱吃水果的夏娃?为什么吃了那个水果就会产生传染性大过任何病毒的原罪?为什么杀人强奸最多只判死刑而不必下地狱受永刑,吃那水果反而罪该万死要下地狱受永刑?为什么不但吃那水果要下地狱受永刑,而且所有其它没没吃那水果的无辜者也要下地狱受永刑?“吃不吃那个水果都要下地狱受永刑”这项规条,无非欲加之罪,这是“爱与公义”的表现呢,还是残虐悸理的表现呢? (3)自编自演,多此一举 如果上帝是全能全知的,宇宙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的,是他早就知道将会发生的,且是由他一手安排的,那么“水果事件”和“十架事件”岂非由他自己一手包办,自编自导自演,玩弄世人,还要演得那样滑稽劣拙,玩得那样荒谬野蛮? 上帝搞了这么多莫须有的荒谬事出来然后才“派自己”下凡救世,那有什么救恩可言?为什么上帝说要有天地就有天地,却不能说要救世就救世,而要派自己被钉上十字架才能救世?这岂不是脱裤放屁,多此一举? 传道人说这正是上帝的爱与公义的表现,因为世人犯了罪,上帝虽爱世人却也不能无偿赦罪。但问题是:那吃水果的罪只是被无限夸大的罪,那没吃水果的更只是莫须有的欲加之罪,无辜陪人受罪,何况连人类社会也有无偿赦罪这回事,难道全能的上帝也“不能”无偿赦罪?那出自编自导自演的荒谬剧《水果陷人与十架自钉》,岂不正是脱裤放屁,多此一举? 再说,为什么上帝那么迟才派自己下凡救世?他下凡救世之前的世人怎么办?如果说,上帝下凡之前的世人没有得救的途径,那么上帝迟迟才派自己下凡就是欠缺爱心公义而不是全善的;如果说,上帝迟迟才派自己下凡是因为别有隐衷,“不能”不迟,那么上帝就不是全能的;如果说,上帝下凡之前的世人另有得救的途径,那么钉十字架一事岂不又是脱裤放屁,多此一举? (4) 威吓利诱,逼良为娼 “信就上天堂享永福,不信就下地狱受永刑”这个教条,凭空强造出一个“天堂永久公民 vs 地狱永久贱民”的二分,正是“救世自义心态 + 自我膨胀心态 + 霸道排他心态”的最深根抵,是宗教战争、宗教屠宰、宗教迫害、宗教强横、不文明、非理性的“最高典范”。 特须注意的是: 从思想层面上看,这个教条可说是天下古今最恶劣粗暴的威吓利诱,那究竟是表现了神性还是露出了魔性呢? 就正常情况而论,说不说真心话可以由自己控制,信不信一句话为真却往往不由自己控制。你能自我控制使自己真心相信“1>9”吗?当一个正常人看出某套教条愚蠢至极荒诞至极时,他怎么可能硬逼自己真心相信?扭曲理性、硬逼良知,这种“精神性逼良为娼”不但极度邪恶,而且极度野蛮,因为等于硬逼别人真心相信“1 〉9”,硬逼别人真心相信方就是圆。 (5) 罪魁祸首,认魔作父 归根究底,如果宇宙一切都是耶和华创造的,而耶和华又是爱世人的,那他为什么要造那个魔鬼化身为蛇出来害人?护教者辩称不是耶和华想害人,而是魔鬼有自由意志。但为什么要给魔鬼自由意志?莫非因为自由意志的后果始料不及?但不是说耶和华是全知的吗?莫非耶和华早知魔鬼会害人却奈何不了魔鬼?但不是说耶和华是全能的吗?莫非耶和华就是喜欢造个魔鬼出来害人?但不是说耶和华是全善的吗? 不管怎么砌词狡辩,一旦声称耶和华全知全能全善而且宇宙一切都是他造的,那就不能不承认:耶和华是始作俑者,追溯源头,他要负上最大的责任。可见基督教所宣扬(即使属实)的那位造了个魔鬼化身为蛇出来害人的耶和华,其实本身正是邪恶至极的最大魔头。 一语总结:所谓“我们在天上的父”,原来应当改写成“你们在心底的魔”。 护教十大谬 (1) 诈遭误解之伎 被批驳时,诈遭误解的护教佼俩,主要共有三招: (a) 讹称断取 第一招就是凭空硬说对方“理解有误:断章取义”--只靠嘴皮吐出“理解有误:断章取义”八个字,却无法指出对方的理解误在何处,无法指出原章原义是怎样的,无法指出对方究竟断了什么章、取了什么义。 (b) 假援语境 第二招则是凭空硬说对方“理解有误:忽略语境”--只靠嘴皮吐出“理解有误:忽略语境”八个字,却无法指出对方的理解误在何处,无法指出对方到底忽略了怎么样的语境,无法指出那些破漏的教条如何可凭有关语境来辩护。 (c) 伪学术堆砌 第三招就是伪学术堆砌--护教者以看似学术的虚假包装来施放烟幕,令人头昏脑胀,胡混一番之后就宣称对方诠释有误,但实际上其所作的宣称根本没有站得住脚的理据。更糟的是,即使对方为了避免浪费时间于纠缠之中,于是顺着护教者所要求的诠释来讨论,结果护教者也只会自陷于更糟的处境里。譬如,护教者发觉全能论和全知论等被批驳到无路可逃时就说:“Omnipotent(全能)、omniscient(全知)等字词的字根 omni (全),并不属于圣经原文,而只是来自拉丁文译本的拉丁字根。”然则这是否要公告天下原来圣经并没有表示过上帝是全能全知的呢?碰到这样的反诘时,那护教者就会哑口无言的了,因为,全能论和全知论等都是基督教的核心教条,一旦要接受“上帝并非全能全知”,就会有许多基督徒要精神崩溃的了。 (2) 兜圈引经,循环自证 所抱的经书被指出错谬充斥,就大兜圈子“引经证经”企图护教,这就犯了循环论证的谬误--对方本就不信那部经书,正在批驳那部经书,有什么理由要相信来自那部经书的征引呢? 问:“凭什么说世界是六天造成的?” 答:“凭圣经,圣经说。。” […]

吴宓与陈寅恪1919年在哈佛的一席谈

Posted: 20th March 2013 by admin in 经典文献

陈寅恪(1890 – 1969),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通晓二十多种语文,为著名国学家、史学家,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 西洋文学家吴宓(1894 – 1978,字雨僧),1917年从清华毕业后赴美留学,两年后,在哈佛大学读书时,经同学俞大维介绍,结识了从欧洲来此游学的陈寅恪。时吴宓25岁,陈寅恪29岁。两个年轻人都志在学术,情趣相投,很快就成为密切来往的朋友,吴宓有“以后宓恒往访,聆其谈述”的记述。吴宓曾说:“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吴宓文集》) 本网按:文中方头括号【】内的注均为原书脚注,六角括号〔〕由后人所加。关于陈寅恪教授如何看基督教,请参阅第三点。 据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雨僧日记》:“是日为欧战休战周年纪念日Armistice Day;校中放假。午陈君寅恪来,谈印度哲理文化与中土及希腊之关系。又谓宓欲治中国学问,当从目录之学入手,则不至茫无津埃,而有洞观全局之益。当谨遵之。” 又同年十二月十四日《雨僧日记》,记有寅恪伯父与父亲之间的一次纵论中、西、印文化的极其重要的谈话:“星期,小雪。午陈君寅恪来,所谈甚多,不能悉记。惟拉杂撮记精要之数条如下: “(一)中国之哲学美术〔即艺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亥,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宓按,即以中国之诗与英文诗比较,则中国之诗,句句皆关于人事,而写景物之实像,及今古之事迹者。故杜工部为中国第一诗人,而以诗史见称。若英文诗中之虚空比喻Allegorical, Symbolical, Abstract nouns, Personifications, etc.〔寓意性、象征性、抽像名词、拟人法〕 及仙人仙女之故典,Mythological allusions〔神话隐喻〕及云烟天色之描写;皆为中国诗中所不多见者。宓意以诗论诗,中国诗并不弱,然不脱实用之轨辙也。】夫国家如个人然。苟其性专重实事,则处世一切必周备,而研究人群中关系之学必发达。故中国孔孟之教,悉人事之学。而佛教则未能大行于中国。尤有说者;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利己营私,而难以团结、谋长久之公益。即人事一方,亦有不足。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西国前史,陈迹昭著,可为比鉴也。 “(二)中国家族伦理之道德制度,发达最早。周公之典章制度实中国上古文明之精华。【今中国文字中,如伯、叔、妯、娌、甥、舅等,人伦之名字最为详尽繁多。若西文则含混无从分别。反之,西国他学原质七八十种,中国则向无此等名字。盖凡一国最发达之事业,则其类之名字亦最备也。】至若周秦诸子,实无足称。老、庄思想尚高,然之西国之哲学士,则浅陋之至。余如管、商等之政学,尚足研究。外则不见有充实精粹之学说。【今人盛称周秦之国粹,实大误。】汉晋以还,佛教输入,而以唐为盛,唐之文治武功,交通西域,佛教流布,实为世界文明史上,大可研究者。佛教于性理之学Metaphysics〔形而上学〕独有深造。足救中国之缺失,而为常人所欢迎。惟其中之规律,多不合于中国之风俗习惯。【如祀祖、娶等。】故昌黎〔韩愈〕等攻辟之。然辟之而另无以济其乏,则终难遏之。于是佛教大盛。宋儒若程〔颐、颢兄弟〕若朱〔熹〕,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复夏也。乃求得而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辟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儒教之宗传,合而为一。此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之者也。故佛教实有功于中国甚大。【宓按,西洋,当罗马末造,世道衰微,得耶教自东方输入,洗涤人心,扶正纲维,Regeneration of the Human Will〔人类意志的更生〕,巴师〔Irving Babbitt, 吴宓在哈佛的导师,后通译白璧德〕等常言之。自后在西洋,耶教Christianity与希腊、罗马之古学Pagan Classicism〔异教古典主义〕合而为一。虽本不相容,而并行不灭,至今日人鲜能分别之者。实则二派宗传,本不相迳庭者也--参阅Paul E. More先生之Shelburne Essays第九册”Paradox of Oxford”一篇,申述此意极详尽。故中西实可古今而下,两两比例。中国之儒,即西国之希腊哲学,中国之佛,即西国之耶教。特浸渍普通,司空见惯,而人在其中者,乃不自觉耳。--又按中国史事,与西洋史事,可比较者尚多,立此其大纲也。】而常人未之通晓,未之觉察,而以中国为真无教之国,误矣。【宓按,近来法国及日本儒者,研究佛教之源流关系极详尽。现此间若陈君寅恪及锡予,均治佛学。陈君又习古梵文,异日参考中国古籍,于此道定多发明。掳其所言——但举一例。中国之‘胭脂’一字,乃译自佛语,半以月,余一半则摹其音者耳。——又如‘阎罗’,亦印度神名。见后注。】自得佛教之裨助,而中国之学问,立时增长元气,别开生面。故宋、元之学问文艺均大盛,而以朱子集其大成。朱子之在中国,犹西洋中世之Thomas Aquinas〔阿奎那,1225 – 1274,意大利神学家〕,其功至不可没。而今人以宋元为衰世,学术文章,卑劣不足道者,则实大误也。欧洲之中世,名为黑暗时代Dark Ages。实未尽然。吾国之中世,亦不同。甚可研究而发明之也。 “(三)自宋以后,佛教已入中国人之骨髓,不能脱离。惟以中国人性趋实用之故,佛理在中国,不得发达,而大乘盛行,小乘不传。而大乘实粗浅,小乘乃佛教古来之正宗也。然惟中国人之重实用也,故不拘泥于宗教之末节,而遵守‘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之训,任儒、佛、【佛且别为诸多宗派,不可殚数】回、蒙、藏诸教之并行,而大度宽容( tolerance),不加束缚,不事排挤,故从无有如欧洲以宗教牵入政治。千余年来,虐杀教徒,残毒倾挤,甚至血战百年不息,涂炭生灵。至于今日,各教各派,仍互相仇视,几欲尽铲除异己者而后快。此与中国人之素习适反。今夫耶教不祀祖,又诸多行事,均与中国之礼俗文化相悖。耶教若专行于中国,则中国之精神亡。且他教尽可容耶教,而耶教【尤以基督新教为甚】。决不能容他教。【谓佛、回、道及儒(儒虽非教,然此处之意,谓凡不入耶教之人,耶教皆不容之,不问其信教与否耳)】。必至牵入政治,则中国之统一愈难,而召亡益速。此至可虑之事。今之留学生,动以‘耶教救国’为言,实属谬误。【宓按,今西人之能解耶教之真义者,已不可多得。白师常言之。青年会之流,无殊佛僧之烧香吃斋,以末节轰动群俗,以做热闹而已。】又皆反客为主,背理逆情之见也。 (笔者按,父亲在第(四)段前加布眉批:“第(四)段,多三以宓之见解。惟以上三段,则尽录陈君之语意。”) “(四)凡学问上之大争端,无世无之。邪正之分,表里精粗短长之辨,初无或殊。中国程朱陆王之争,非仅以门户之见,实关系重要。程朱者,正即西国历来耶教之正宗。主以理制欲,主克己修省,与人为善。若St. Paul〔保罗使徒〕, St. Augustine〔圣奥古斯丁〕,Pascal〔巴斯噶,1623 – 1662,法国哲学家、教学家及物理学家,又译作帕斯卡尔〕,Dr. Johnson〔约翰逊,1709 – 1784,英国文学家)。以至今之白师及More〔Paul E.〕先生皆是也。此又孟子五百年之说,一线相承,上下千载,道统传授,若断实连,并非儒者之私谈。陆王者,正即西国Sophists〔诡辩派〕, Stoics〔古希腊斯多葛学派传人,禁欲主义者〕,Berkeley〔贝克莱,1685 – 1753,爱尔兰主教及哲学家〕,以及今Bergson〔柏格森,1859 – 1941,法国哲学家〕皆是也。一则教人磨砺修勤,而裨益久远;一则顺水推舟,纵性偷懒,而群俗常喜之。其争持情形,固无异也。又如宋儒精于义理之学,而清人则于考据之学,特有深造,发明详尽,训诂之精,为前古所不及。遂至有汉宋门户之争。西国今日亦适有之。今美国之论文学者,分为二派:一为Philologists〔语言学家〕,即汉学训诂之徒也。一为Dilettantes〔艺术外行,半瓶醋〕,即视文章为易事,【甚或言白话文学。】有类宋儒语录。其文直不成章。于是言文者,不归杨,则归墨。而真知灼见,独立不倚,苦心说道,砥柱横流,如白师与More先生者,则如凤毛麟角。如其迹象,均与中国相类似也。 “注:阎罗王——旧译琰魔罗,梵语为Yama Loksha,与女神Yami为孪生兄妹。故阎罗亦名俱生神。二神同居。Yami情不自禁,媚诱威逼,欲夫阎罗,【按与西方亚当夏娃之事略同】。事见《力皮陀经》【曲。古译《赞诵》】。第十卷第十章。阎罗不从。女神怒日:‘呜呼阎罗,汝何委靡,毫无情感,视彼青籐,绕树紧匝,愿相偎抱,如带围腰。:Alas! […]

(民)余家菊:《教会教育问题》

Posted: 19th March 2013 by admin in 经典文献

余家菊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对儿童教育及儿童心理、义务教育、民族教育及国家主义教育等,均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并形成了相应的理论或主张。从1922年起,余家菊开始研究国家主义教育,并撰写文章宣传国家主义教育,成为国家主义学说的代表人物。 19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波澜壮阔,知识分子如蔡元培、胡适开始意识到,中国教育受制于外国教会势力,国民被奴化洗脑灌输基督教,中国有必要教育与宗教分离,这亦成为近代先进教育家的共同思想主张。 少年中国学会是批判教会教育的先锋。1923年10月,少年中国学会在苏州开会,在制定新纲领时明确提出“提倡民族性的教育,以培养爱国家、保种族的精神。反对丧失民族性的教会教育及近于侵略的文化政策。”学会评议员余家菊撰写了著名的《教会教育问题》一文。他对教会教育进行了空前猛烈的攻击。他在开篇写道:“于中华民族之前途至大的危险的,当首推教会教育。教会在中国取得了传教权与教育权,实为中国历史上之千古痛心事。”文章揭露教会教育的三大危害:1. 教会教育是侵略的;2. 基督教制造宗教阶级;3. 教会教育妨碍中国教育之统一。 余家菊在文章中明确提出“收回教育权”的问题,这是国内学者第一次明确表示要收回教育权,随后演变成1925年第二波非基督教运动时,要求收回教育权呼声的前奏。 《教会教育问题》一文及后被收录在《国家主义的教育》一书中,书中同时亦可欣赏到作者另一篇反基督文章《基督教与感情生活》。 按此下载观看:国家主义的教育

毛泽东:“友谊”,还是侵略?

Posted: 13th March 2013 by admin in 经典文献

1949年是国共内战的尾声,国民党节节败退,当时毛泽东是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艾奇逊(Dean Acheson)是美国国务卿。美国在当年8月5日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表示美国在战后中国情势已尽力而为,最后失败应由国民党负起全责,是为“袖手旁观”政策。本文是毛泽东回应《中美关系白皮书》的五篇文章之一,其余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日) 为了寻找侵略的根据,艾奇逊重复地说了一大堆“友谊”,加上一大堆“原则”。 艾奇逊说:“从我们历史很早的时期起,美国人民和政府就关心中国了。虽然距离遥远,背景又大不相同,把中美两国隔离开了,可是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著美国对中国的友谊,许多年来种种善意措施便是证据,例如用庚子赔款来教育中国学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废除治外法权,以及战时和战后对中国的大规模援助等等。美国始终维持并且现在依然维持对华外交政策的各项基本原则,包括门户开放主义,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以及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等等,这是有案可稽的。” 艾奇逊当面撒谎,将侵略写成了“友谊”。 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一八四○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1]的国家之一,这即是白皮书上提到的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订的一八四四年的望厦条约[2]。就是在这个条约里,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强迫中国接受美国人传教也是一条。美帝国主义比较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据有人统计,美国教会、“慈善”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四千一百九十万美元;在教会财产中,医药费占百分之十四点七,教育费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宗教活动费占百分之四十七点一[3]。我国许多有名的学校如燕京、协和、汇文、圣约翰、金陵、东吴、之江、湘雅、华西、岭南等,都是美国人设立的[4]。司徒雷登就是从事这些事业出了名,因而做了驻华大使的。艾奇逊们心中有数,所谓“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著美国对中国的友谊”,是有来历的。从一八四四年订约时算起,美国在这些事业上处心积虑地经营了一百零五年,据说都是为了“加深友谊”。 参加八国联军打败中国,迫出庚子赔款,又用之于“教育中国学生”,从事精神侵略,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治外法权是“废除”了,强奸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国,却被美国海军部宣布无罪释放[5],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战时和战后的对华援助”,据白皮书说是四十五亿余美元,据我们统计是五十九亿一千四百余万美元,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所有一百零九年(从一八四○年英美合作的鸦片战争算起)美帝国主义给予中国的“友谊”,特别是最近数年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这一项伟大的“友谊”,都是为著一个目的,就是“始终维持并且现在依然维持对华外交政策的各项基本原则,包括门户开放主义,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以及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等等”。 杀死几百万中国人,不为别的,第一为了门户开放,第二为了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第三为了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 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的门户,还向艾奇逊们开放著,第一个神圣的原则在那里“依然维持”著。其余的地方,比如上海吧,解放以后本来是开放的,现在却被人用美国的军舰和军舰上所装的大炮,实行了一条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 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的行政和领土,还算叨了艾奇逊第二个神圣原则的光,“依然维持”住了它们的“完整”。其余地方,一概倒运,行政和领土都是破碎得不像样子了。 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地方,叨了第三个神圣原则的光,把“任何外国的控制”,连同美国的控制也在内,都给艾奇逊们“反对”掉了,因此还被中国人控制着。其余的国土,说来要掉眼泪,一概完了,都给外国人控制住了,中国人统统当了奴隶。至于是什么外国呢,艾奇逊老爷行文至此,还没有来得及点出,下文自明,无须多问。 不干涉中国内政,是否也算一条原则呢,艾奇逊没有说,大概不能算吧。美国老爷的逻辑,就是这样。看完艾奇逊信件的全文,就可以证实这一项高明的逻辑。 注释 [1] 这里所说的“治外法权”,是指领事裁判权。 [2] 《望厦条约》是美国侵略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一八四四年七月,美国利用中国在鸦片战争失败后的处境,强迫中国清朝政府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订了《中美五口贸易章程》,即《望厦条约》。这个条约共三十四款,其中规定美国享受英国在南京条约及其附件中除割地、赔款外所获得的一切特权,包括美国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 [3] 材料引自美国雷麦著《外人在华投资》一书第十五章。 [4] 指北平的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北平和南京的汇文中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长沙的湘雅医学院,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和广州的岭南大学。 [5]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皮尔逊等在北平强奸北京大学女生沈崇。这个事件,曾经激起全国人民的巨大愤怒,引起了国民党统治区广大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撤离中国的爱国民主运动。一九四七年一月,国民党政府不顾人民的抗议,竟将主犯皮尔逊交给美国方面单独处理。同年八月,美国海军部宣布皮尔逊无罪释放。

(民)丁文江:《玄学与科学》

Posted: 12th March 2013 by admin in 经典文献

1923年2月,中国政治家、哲学家张君劢在清华大学的讲演《人生观》的基本观点,认为人生观不受科学的支配,科学解决不了人生观的问题。同年4月,地质学家丁文江在《努力周报》发表《玄学与科学》,批评张君劢的观点,从而拉开了论战的序幕,其后发展至梁启超、胡适、唐钺等文化界名人纷纷卷入笔战。(有关“科玄论战”列表见 :http://www.xys.org/forum/db/22/112.html,有关多篇论战文章可参考《科学与人生观》一书【按此下载】。) 玄学真是个无赖鬼--在欧洲鬼混了二千多年,到近来渐渐没有地方混饭吃,忽然装起假幌子,挂起新招牌,大摇大摆的跑到中国来招摇撞骗。你要不相信,请你看看张君劢的《人生观》!张君劢是作者的朋友,玄学却是科学的对头。玄学的鬼附在张君劢身上,我们学科学的人不能不去打他;但是打的是玄学鬼,不是张君劢,读者不要误会。 玄学的鬼是很利害的;已经附在一个人身上,再也不容易打得脱,因为我们打他的武器无非是客观的论理同事实,而玄学鬼早已在张君劢前后左右砌了几道墙。他叫他说人生观是“主观的”、“直觉的”、“自由意志的”、“起于良心之自动而决非有使之然者也”、“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请人类之自身而已”,而且“初无论理学之公例以限制之,无所谓定义,无所谓方法”。假如我们证明他是矛盾,是与事实不合,他尽可以回答我们,他是不受论理学同事实支配的。定义、方法、论理学的公例,就譬如庚子年联军的枪炮火器;但是义和团说枪炮打不死他,他不受这种火器的支配,我们纵能把义和团打死了,他也还是至死不悟。 所以我做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要救我的朋友张君劢,是要提醒没有给玄学鬼附上身的青年学生。我要证明不但张君劢的人生观是不受论理学公例的支配;并且他讲人生观的这篇文章也是完全违背论理学的。我还要说明,若是我们相信了张君劢,我们的人生观脱离了论理学的公例、定义、方法,还成一个什么东西。 人生观能否同科学分家? 我们且先看他主张人生观不受科学方法支配的理由。他说: “诸君久读教科书,必以为天下事皆有公例,皆为因果律所支配。实则使诸君闭目一思,则知大多数之问题,必不若是之明确。……甲一说,乙一说,漫无是非真伪之标准。此何物欤?曰,是为人生。同为人生,因彼此观察点不同,而意见各异,故天下古今之最不统一者莫若人生观。” 然则张君劢的理由是人生观“天下古今最不统一”,所以科学方法不能适用。但是人生观现在没有统一是一件事,永久不能统一又是一件事。除非你能提出事实理由来证明他是永远不能统一的,我们总有求他统一的义务。何况现在“无是非真伪之标准”,安见得就是无是非真伪之可求?不求是非真伪,又从那里来的标准?要求是非真伪,除去科学方法,还有什么方法? 我们所谓科学方法,不外将世界上的事实分起类来,求他们的秩序。等到分类秩序弄明白了,我们再想出一句最简单明白的话来,概括这许多事实,这叫做科学的公例。事实复杂的当然不容易分类,不容易求他的秩序,不容易找一个概括的公例,然而科学方法并不因此而不适用。不过若是所谓事实,并不是真的事实,自然求不出什么秩序公例。譬如普通人看见的颜色是事实,色盲的人所见的颜色就不是事实。我们当然不能拿色盲人所见的颜色,同普通所谓颜色混合在一块来,求他们的公例。况且科学的公例,惟有懂得科学的人方能了解。若是你请中国医生拿他的阴阳五行,或是欧洲中古的医生拿他的天神妖怪,同科学的医生来辩论,医学的观念,如何能得统一?难道我们就可以说医学是古今中外不统一,无是非真伪之标准,科学方法不能适用吗?玄学家先存了一个成见,说科学方法不适用于人生观;世界上的玄学家一天没有死完,自然一天人生观不能统一。但这岂是科学方法的过失吗? 张君而做的一个表,列举九样我与非我的关系,但是非我的范围,岂是如此狭的?岂是九件可以包括得了的?我们可以照样加几条: (十)就我对于天象之观念 星占学 天文学   (十一)就我对于物种之由来 上帝造种论 天演论 再加(十二)(十三)以至于无穷,为什么单举他所列的九项?试问有神论无神论等观念的取舍,与我所举的(十)(十一)两条,是否有绝大关系?照论理极端推起来,凡我对于非我的观念无一不可包括在人生观之中、假如人生观真是出乎科学方法之外,一切科学岂不是都可以废除了? 张君劢也似乎觉得这样列举有点困难,所以他加以说明:“人生为活的,故不如死物质之易以一律相绳也。”试问活的单是人吗?动植物难道都是死的?何以又有什么动植物学?再看他下文拿主观客观来分别人生观同科学: “物质科学之客观致力最为圆满;至于精神科学次之。譬如生计学中之大问题,英国派以自由贸易为利,德国派以保护贸易为利,则双方之是非不易解决矣。心理学上之大问题,甲曰智识起于感觉,乙曰智识以范畴为基础,则双方之是非不易解决矣。然即以精神科学论,就一般现象而求其平均数,则亦未尝无公例可求,故不失为客观也。” 诸君试拿张君劢自己的表式来列起来: (十二)就我与我之贸易关系 自由贸易 保护贸易   (十三)就我与我之知识起源 感觉主义 范畴主义 试问我的(十二)(十三)与他的(一)至(九)有什么根本的分别?为什么前二者“不失为客观”,而大家族主义小家族主义等等一定是主观的? 学生物学的人谁不知道性善性恶和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论同是科学问题,而且是已经解决的问题?但是他说他是主观的,是人生观,绝不能施以一种试验,以证甲之是与乙之非!只看他没有法子把人生观同科学真正分家,就知道他们本来是同气连枝的了。 科学的智识论 不但是人生观同科学的界限分不开,就是他所说的物质科学同精神科学的分别也不是真能成立的。要说明这一点,不得不请读者同我研究研究智识论。 我们所谓物,所谓质,是从何而知道的?我坐在这里,看着我面前的书柜子。我晓得他是长方的,中间空的,黄漆漆的,木头做的,很坚很重的。我视官所触的是书柜子颜色、形式,但是我联想到木头同漆的性质,推论到他的重量硬度,成功我书柜子的概念。然则这种概念,是觉官所感触,加了联想推论,而所谓联想推论,又是以前觉官所感触的经验得来的,所以觉官感触是我们晓得物质的根本。我们所以能推论其他可以感触觉官的物质,是因为我们记得以前的经验。我们之所谓物质,大多数是许多记存的觉官感触,加了一点直接觉官感触。假如我们的觉官的组织是另外一个样子的,我们所谓物质一定也随之而变--譬如在色盲的人眼睛里头蔷薇花是绿的。所以冒根(Morgan)在他的《动物生活与聪明)(Animal life and Intelligence)那部书里边叫外界的物体为“思构”(Construct)。 什么叫做觉官的感触?我拿刀子削铅笔,误削了左手指头,连忙拿右手指去压住他,站起来去找刀创药上。我何以知道手指被削呢?是我的觉神经系从左手指通信到我脑经。我的动神经系,又从脑经发令于右手,教他去压住。这是一种紧急的命令,接到信立刻就发的,生理上所谓无意的举动。发过这道命令以后,要经过很复杂的手续,才去找刀创药上:我晓得手指的痛是刀割的,刀割了最好是用刀创药,我家里的药是在小柜子抽屉里面--这种手续是思想,结果的举动是有意的。手指的感觉痛,同上刀创药,初看起来,是两种了。仔细研究起来,都是觉官感触的结果。前者是直接的,后者是间接的,是为以前的觉官感触所管束的。在思想的期间,我觉得经过的许多手续,这叫做自觉。自觉的程度,是靠以前的觉官感触的多寡性质,同脑经记忆他的能力。 然则无论思想如何复杂,总不外乎觉官的感触。直接的是思想的动机,间接的是思想的原质。但是受过训练的脑经,能从甲种的感触经验飞到乙种,分析他们,联想他们,从直接的知觉,走到间接的概念。 我的觉官受了感触,往往经过一个思想的期间,然后动神经系才传命令出去,所以说我有自觉。旁人有没有自觉呢?我不能直接感触他有,并且不能直接证明他有,我只能推论他有。我不能拿自己的自觉来感触自己的自觉,又不能直接感触人家的自觉,所以研究自觉的真相是很困难。玄学家都说,自觉的研究是在科学范围之外。但是我看见人家受了觉官的感触也往往经过了一个期间,方才举动。我从我的自觉现象推论起来,说旁人也有自觉,是与科学方法不违背的。科学中这样的推论甚多。譬如理化学者说有原子,但是他们何尝能用觉官去感触原子?又如科学说,假如我们走到其他的星球上面,苹果也是要向下落;这也不是可以用觉官感触的。所以心理上的内容至为丰富,并不限于同时的直接感触,和可以直接感触的东西--这种心理上的内容都是科学的材料。我们所晓得的物质,本不过是心理上的觉官感触,由知觉而成概念,由概念而生推论。科学所研究的不外乎这种概念同推论,有什么精神科学、物质科学的分别?又如何可以说纯粹心理上的现象不受科学方法的支配? 科学既然以心理上的现象为内容,对于概念、推论,不能不有严格的审查。这种审查方法是根据两条很重要的原则: (一)凡常人心理的内容,其性质都是相同的。心理上联想的能力,第一是看一个人觉官感触的经验,第二是他脑经思想力的强弱。换言之,就是一个人的环境同遗传。我的环境同遗传,无论同什么人都不一样;但如果我不是一个反常的人--反常的人我们叫他为疯子痴子--我的思想的工具是同常人的一类的机器。机器的效能虽然不一样,性质却是相同。觉官的感触相同,所以物质的“思构”相同,知觉概念推论的手续无不相同,科学的真相,才能为人所公认。否则我觉得书柜子是硬的,你觉得是软的;我看他是长方的,你看他是圆的;我说二加二是四,你说是六;还有什么科学方法可言? (二)上边所说的,并不是否认创造的天才,先觉的豪杰。天才豪杰是人类进化的大原动力。人人看见苹果从树上向下落,惟有牛顿才发明重心吸力;许多人知道罗任治的公式,惟有安因斯坦才发明相对论;人人都看《红楼梦》、《西游记》,胡适之才拿来做白话文学的材料;科学发明上这种例不知道多少。但是天才豪杰同常人的分别,是快慢的火车,不是人力车同飞机。因为我们能承认他们是天才,是豪杰,正是因为他们的知觉概念推论的方法完全与我们相同。不然,我们安晓得自命为天才豪杰的人,不是反常,不是疯子? 根据这两条原则,我们来审查概念推论: 第一,凡概念推论若是自相矛盾,科学不承认他是真的。 第二,凡概念不能从不反常的人的知觉推断出来的,科学不承认他是真的。 第三,凡推论不能使寻常有论理训练的人依了所根据的概念,也能得同样的推论,科学不承认他是真的。我们审查推论,加了“有论理训练”几个字的资格,因为推论是最容易错误的。没有论理的训练,很容易以伪为真。戒文士(Jevons)的《科学原则)(Principles Science)讲得最详细。我为篇幅所限,不能详述,读者可以求之于原书。 我单举一件极普通的错误,请读者注意。就是所谓证据责任问题。许多假设的事实,不能证明他有,也不能证明他无,但是我们决不因为不能反证他,就承认是真的。因为提出这种事实来的人,有证明他有的义务。他不能证明,他的官司就输了。譬如有一个人说他白日能看见鬼--这是他的自觉,我们不能证明他看不见鬼,然而证明的责任是在他,不在我们。况且常人都是看不见鬼的,所以我们说他不是说谎,就是有神经病。 以上所讲的是一种浅近的科学知识论。用哲学的名词讲起来,可以说是存疑的唯心论(Skeptical idealism)。凡研究过哲学问题的科学家如赫肯黎、达尔文、斯宾塞、詹姆士(W. James)、皮尔生(Karl pearson)、杜威,以及德国马哈(Mach)派的哲学,细节虽有不同,大体无不如此。因为他们以觉官感触为我们知道物体唯一的方法,物体的概念为心理上的现象,所以说是唯心。觉官感触的外界,自觉的后面,有没有物,物体本质是什么东西:他们都认为不知,应该存而不论,所以说是存疑。他们是玄学家最大的敌人,因为玄学家吃饭的家伙,就是存疑唯心论者所认为不可知的、存而不论的、离心理而独立的本体这种不可思议的东西,伯克莱(Berkeley)叫他为上帝;康德、叔本华叫他为意向;布虚那(Buchner)叫他为物质,克列福(Clifford)叫他为心理质,张君劢叫他为我。他们始终没有大家公认的定义方法,各有各的神秘,而同是强不知以为知。旁人说他模糊,他自己却以为玄妙。 我们可以拿一个譬喻来说明他们的地位。我们的神经系就譬如一组的电话。脑经是一种很有权力的接线生,觉神经是叫电话的线,动神经是答电话的线。假如接线生是永远封锁在电话总局里面,不许出来同叫电话答电话的人见面,接线生对于他这班主顾,除去听他们在电话上说话以外,有什么法子可以研究他们?存疑唯心论者说,人之不能直接知道物的本体,就同这种接线生一样:弄来弄去,人不能跳出神经系的圈子,觉官感触的范围,正如这种接线生不能出电话室的圈子,叫电话的范围。玄学家偏要叫这种电话生说,他有法子可以晓得打电话的人是什么样子,穿的什么衣服。岂不是骗人? 张君劢的人生观与科学 […]

邓绍斌(1969 – 2012),1988年进入罗富国教育学院(今香港教育学院)修读体育及社会科学。1991年在排练毕业礼表演时,不慎跌伤背部,颈椎第一、二节断裂,导致颈部以下瘫痪,无法言语。2004年,他写信给时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要求安乐死,议员得悉并公开信件后,受到各方关注。2007年出版书籍《我要安乐死》,其后在报纸撰写专栏。2012年因细菌入血急病逝世,终年43岁。 (一) 刚过去的复活节假期,病房如常寂静,不是,其实有些许纳闷,全因大部分病人若不是睡着了,便在发白日梦中,好好的休息。原来已经习惯这样环境,所以都不觉得什么不妥,但如果发生有趣事,就最好不过。岂料真的凑巧,想到此刻,两名不速之客,不知是否上帝感召使然,硬要扰人清梦,宣扬伟大的爱。其中一名蒙面少女说:“老伯,你知不知道谁是真神呢?”老伯毫不犹豫,带着不纯正口音说:“为什么不知呀!耶稣打救你嘛!是吗?”嗤的一声,我忍不住笑了出来,她们似乎也察觉到,其尴尬神色表露无遗。疑似粗话的答复,竟然吓怕不了娇滴滴姑娘,不得不打从心底佩服,她们不厌其烦,继续解释道:“是的,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并钉上十字架,免了我们的罪……三日后复活升天……”被唠唠叨叨的所谓福音无端轰炸,盛怒的老伯终于按捺不住,破口大骂粗言秽语。 其实,类似的剧目,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公演一次,当然亦有很多讲求礼貌的病人不肯下逐客令,但事后通常都即时埋怨几句,根本不曾领受神恩,甚至于食言,不认上帝。综观其他正规宗教,无一是例外,采用的全是愿者上钓的宣教手法,哪会有霸王硬上弓的道理?况且这样一厢情愿,往往适得其反,惹来讨厌,即使可以得到永生那么吸引,也打动不到早已生恶感的心。因此,奉劝那些自以为是,不理他人的热血青年,不要再把自己的坚定信念套在没法躲避的弱者身上,否则耶稣基督都一起蒙羞。 《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一书中,哲学家罗素在前半部分列出许多逻辑性的推论,认为上帝不应该存在。或者是翻译文本关系,不少名词都难以理解,加上我并没有太过仔细阅读,所以不敢贸然投赞成票。后半部分大概论证基督教的缺陷,因为年轻的罗素身处于英联邦帝国,正值全盛时期,而基督教给奉为国教,对政治极具影响,但罗素批判思想的精髓,三言两语不可能清楚交代。网上不断流传正反意见,一方坚持无神论,或非单一真神;另一方则为上帝保驾护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总之争论不休。 (二) 圣经,是基督教唯一奉行的典籍,当中包含新旧二约,大抵以耶稣的出生为分水岭。历来研究圣经的学者多如恒河沙数,除了公认是一部历史书之外,就没有统一的标准来量度教义的真伪。这里所提出的真伪,绝不是质疑圣经讲述普遍性正确的价值观,而是怎样才可印证全属神的话,却非作者(客观一点,应该用笔者代替)的一厢情愿,假借无上权威之大名,托付自己的哲学思想,从而巩固人心。再说,现存最古老羊皮圣经的手抄本,已是耶稣死后三至四百年的产物,况且残缺不全,直到十五世妃印刷机发明,圣经才集合各家而完全修订下来。但期间所有经文,犹太人口耳相授,讹传的机会根本难以估计。 早几年前闹得热哄哄的破解达文西密码,皆因圣经不知是否刻意的,披上一层神秘面纱?遂引来一场攻防战,务求找出弦外之音。那些预言故事,尤其世界末日,耶稣再次降临,审判众生,信者得赦免,罪者必遭地狱火烧灼,所以对虔诚基督徒来说,世界末日应越早越好,否则一股巨大源自圣经的恐惧,实在挥之不去。当基督徒解释上帝从哪里来时,只得一个答复--自有永有,的确无懈可击,不留任何反驳余地。但试问我们可否亦以此答复生命的来源呢?基督徒当然说绝对不能,因为生命是有结束的,但换个高层次角度看,生命其实从不知几时开始,也并未完结过,只是用不同肉身世世代代延续下去。 另外,正因为这么霸道的形容,却更加彰显维护唯一真神的恐惧感,令基督徒疲于奔命,为科学发展设法子开脱,不断帮圣经堵塞漏洞。举一例,达尔文的进化论本被视作异端,他们不停绞尽脑汁,自圆其说,或凭借神的大能攻伐,但不久之前,教廷终于妥协,承认进化论与创造论根本性没有抵触;其他宗教看在眼里,不得不激起怜悯之心,真的替他们感辛苦。科学发展,一日千里,尤其探求生命奥秘的基因图谱,距离全面破解不远矣!故此,基督徒的恐惧,一日比一日深,假如世界末日还未肯降临,他朝人类抢先代替神来创建天地;制造生命,基督教就会分崩离析。 (三) 众所周知,地球资源有限,终会枯竭,所以距离死亡的日子,只是倒数而已。换句话说,圣经预言世界末日,就算怎样努力环保也好,人类灭绝的命运大概成了定律,不可能,亦无从改变。那么,地球人还需要不需要珍惜居住的星球呢?反正上帝应许接回天家,地上假如仍然留下物产,便是糟蹋了神已经赐予给人们的一番美意,试问环保是否多余的工作呢?当然,无人可以准确地告知耶稣何年何月何日再降临世间,故此仍须不断延长地球寿命来默默等候。然而与此同时,一班技痒难耐的科学家,不甘心坐以待毙,所以千方百计模拟神创造天地万物的大能,目的或者是希望逃离垂垂老矣的地球,甚至尝试改变绝种厄运。 由于生命存在不少谜团,究竟复制人能否摆脱灵魂附体的枷锁,敞开一条生路,破茧而出呢?即使基督徒高举道德旗帜,誓要打倒亵渎神明的研究,但复制人的诞辰,其实已不是什么秘密,相信指日可待。届时是一个没灵魂的躯壳呢?还是一个无论外表或内涵俱全的普通人呢?自会明明白白分晓,所以根本不用争辩不休。可惜,基督教的核心思想,原来并不是有容乃大的博爱,而宣扬救恩才是真正目的。凡是忏悔的人,承认上帝,就让耶稣的血洗净,可以赦免一切的罪,甚至于极不公平的原罪,小娃娃也能得到神眼中所谓公平的审判。 不过,假如有一日,没祖先的复制人来到耶稣跟前说:“不需要你的施舍,上天堂于我如浮云,因为我不是亚当的后裔,所以原罪不是包袱,你实在无权命令我跌入地狱。”这般巨大的恐惧,应该如何自处? 天堂与地狱的概念;天使和魔鬼的斗法,不是基督教独有,但不知何解,人们只是喜欢拿上帝来开玩笑,虽则始终不敢离经叛道,正义一方必须永远最后胜利,然而某些超现实的故事中,无论电影也好,小说也好,总是丑化基督教形象,务求达到搞笑的效果。归根究底,救恩出了问题,因为“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实在太过儿戏,不能给人们一个庄严的感觉,于是以为愚弄神也无伤大雅,不会触怒已升天的耶和华。 (四) 现今,社会上不时有一把声音,说某某的言行实在太过不该,透过大气媒体好容易教坏孩子。虽然小孩不笨,不会缺乏分析能力,但由家长从襁褓开始以洗脑方式灌输一个概念,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基督教所标榜的救恩,老实得可怜。劈头的一句,便是什么都不需要做,只须认定上帝是唯一的真神,升上天堂与主共荣绝非难以得到。这种守株待兔的心态,背弃传统价值,竟然教导无知稚子不劳而获,真的有点儿那个。另一方面,为何不是愈多人得救就愈好吗?今天的电视机近乎遍布每一角落,假如耶稣肯延迟复活升天时间,相信天堂一定座无虚席。可惜的是,刚好相反,故作神秘,以耳代目,因为属于神的意思,人类的智慧不准许挑战无上权威。 世上最大的独裁者是谁?上帝已经安排妥当,只是盲目接受祂的带领,无论痛苦与否,也是妙不可言,所以基督徒其实不应该推翻奴隶制度,皆因民主在神眼里仅仅是“意见接受,一切照旧。”神的带领就是最美好呢!换言之,是否迷信?不要问明原因,蒙着双眼跟随,祈祷的作用备受质疑了。当然不是,神会听他们祈祷,而且纵使重复又重复一样的歌颂,词汇死板得可笑,也无伤神与人之间的感情。只不过人不可以盼望神一定回复,因为不曾应允天空常蓝,神的带领就是最美好呢!否则沙士基间慷慨捐躯的年轻貌美的谢婉雯医生,难道不是神所爱戴的虔诚女儿吗?难道她与至爱亲朋没有不断祈祷吗?又难道她情愿舍弃夫家,也要甘心伺候天父吗?还是神已经一意孤行了。神的带领就是最美好呢! 无辜已死的人,一两个何足挂齿,根本神觉得人命如草芥,动辄可杀十万八万,只要不高兴,从不心软,手起刀落。摩西领犹太人出埃及,一夜之间,全城长子暴卒,残忍的目的,只是吓唬法老那么简单。六日战争胜利,以色列在神的应许土地立国,把巴勒斯坦驱逐至荒僻的加沙地带,并倚仗神之名,不时欺负蹂躏,无数平民赴黄泉。其实,远在挪亚造方舟时,已经空谈后来的救恩,因为不会给予机会悔改,就藉洪水灭绝大地。题外话,究竟挪亚一家是否拥有着全部遗传病的基因呢?要不然,所有人都可以长命百岁。 (五) 不错,每年死于意外的人为数不少,但是医学昌明,加上健康意识不断提高,所以死于意外的或然率其实相当微,能够寿终正寝的人反而十分肯定超出很多倍。假如真的要向耶稣认罪后才可得以迈进天堂,那么不应太冒险,八十岁便须俯首蒙眼称为仆人,之前大可不需苦守十诫,逍遥法外多一会儿。何况尽管双手血腥、恶贯满盈,只是临死时忏悔,一切丑陋过去都烟消云散。谁叫你不是基督徒!行善积德属枉然,地狱有门无门没相干,歌功颂德最要紧,公平何在乎?怨声载道,大为不该,惟有谦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终极目的已达到,本来再无牵挂,一心一意;时时刻刻,大鸣大放,没有其他,不必营营役役;不需吃喝玩乐;不念亲戚朋友;不爱男女关系;不见传宗接代;不求喜怒憎恶……不分昼夜;不敢交谈;不准放屁;不会瞌睡;不让思考;不待进步;不能老去,总之不停唱圣诗取其愉悦,是不是机械木偶呢?只知不是凡人了。 世上无法点破的谜团实在多不胜数,因而当圣经都不能明白解释时,往往就将答案归于神的领域,侵扰也是徒然,况且智慧神最高。人可以做到的首要条件,唯一的是,“不要问,只要信。”便十分足够,因为没有什么好怀疑,圣经已铁证如山,那管是谁的手笔了。比方说,走入最大的一间超级市场,货架上满载密封的食物句,既保护防虫,又美观绝伦。奈何顺手拿了一包使人垂涎欲滴的脆香薯片,却发觉没有食用限期,于是问一问店员,但皱眉头的回复,乃是“不要问,只要信……难道响当当的品牌会欺骗顾客吗?摆放得出来的全属真材实料,而且必定是上等……不要问,只要信。”口吻简直如同尊贵的牧师一样,当然毋须再犹豫,一定信服至深入五脏六腑,反正吃错东西,顶多是拉肚子而已,死不了的。总括而言,教导小朋友应该迷信,因为耶稣钉上十字架,复活升天,已经赦免人们所有的罪,若果仍然冥顽不灵,漠视上帝的存在,就是死有余辜,不可怜惜。 其实,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一言以蔽之,曰:“因为从来都感受不到。” 刊于2009年4月20日至5月18日,AM730“独树一格”专栏内

辜鸿铭,有“狂儒”之称,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此文原作于1891年长江教案时期,最初发表在《学林西报》上。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 卫灵公第十五》 近日,鉴于中国底层民众屡屡发起反对在华外国传教士的骚乱,本人拟在此对他们的传教事业、他们为之而做的实际工作以及其传教目的予以检视与调查。在进行这样的检视之后,为了中外双方的共同利益,我想请求外国政府采取一些措施——即便不是将其全部撤走,至少也应该对目前在中国业已初步成型的整个基督教系统做出一些调整。至于将我这个建议付诸实施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下面我来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目前,在华外国传教士们公开宣称,他们传教的目的——这正是我将专门提出来加以检视的——我想,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提升中国国民之道德 坦白地说,最初中国政府被请求接受在华传播基督教的行为,这一目的理应是合理且合法的。按照他们最初的设想,这样的善行无疑应得到中国政府的全面支持:任何能够提高人民道德水平,并使他们成为更加遵纪守法的百姓和具有高贵心智之公民的计划,花费一切纯粹世俗的东西都是值得的。因此,如果能够证明西方的传教士们以他们目前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手段与方式,将有实现这一目标的些许希望,那么我绝对赞成让他们得到全面的保护--如果必要,我们的政府甚至可以用枪炮和战舰来镇压不服的民众。但是,西方人能够提出让人心悦诚服的证明吗? 如果只是接受具备现代知识的传教士们带入中国的形式上的基督教便能有助于中国人提高其道德水平,使其变得更加善良、高尚,那么人们一定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该民族的那些最优秀分子--即便中国现在很贫弱,西方人也不能否认,在中国仍然存在好人和高尚的人--他们将是最愿意被吸纳入教的人。但是,事情果真如此吗? 我想请求每一位真正了解中国那些最优秀、最有教养的人所思所想的外国人坦诚直白地说,是否有可能将这些人吸纳入教?他们关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信仰,是否能够自然而然地容忍传教士们带入中国的形式上的基督教这样一种宗教信仰?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相反,一个公开而残酷的事实是,在中国人之中,只有那些人品最糟糕、为人最软弱无知、最为贫贱堕落的人,才会是第一批响应传教士号召而皈依基督教的人。 我们再来审视一下,除了这些人之外,传教士们还吸纳了什么样的人?如果有人认为我这种观点过于武断而绝对,那么我要求他向我证明,传教士们所吸纳的中国教民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不要说其道德水准较高了,即便他们能像那些没有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那样受过教育,或者能像他们一样善良或一样对社会有用也可以。但是,事实是怎么样的呢?我再请求反对我的观点的人向我证明,这些皈依者,这些丢弃了他们先辈信仰的中国人,是否确实听从外国老师吩咐,对他们自己民族既往的历史与传统持既不蔑视也不同情的中立态度?总之,我仍然要坚持自己的观点:这些孤立地生活在中国社会而为本民族的人所不容的弃民,一旦他们那种意在追求纯粹的金钱利益的希望破灭和其他外在的道德、制度约束消除之后,这些人便会迅速堕落成比目前中国社会中最坏的人还要邪恶的恶棍。如果有任何人怀疑我在此所道出的事实,那么我将请他老人家去读一读太平天国叛乱的历史--将来,这场叛乱会被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史家称为“加入基督教会的中国弃民之叛乱”。很明显,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智识上,太平天国的叛乱分子都属于那种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的典型。 因此,我请求在中国的每一个有评判资格的外国人--也包括那些传教士本人--扪心自问,他们是否完成了传教计划中的这一部分,即通过传播基督教使中国人道德水平提高,让他们变得更加善良、高尚?他们在这方面的活动是否还没有被证明就已经痛遭失败?接着我想进一步发问,特别是问那些新教传士们,这种惨痛的失败是不是促使他们将传教工作重心转向了他们称之为“科学宗教”和“慈善宗教”方面? 接下来,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外国传教士们的另外两个传教目的。 二、开启中国国民之民智 无疑,这也应该是一项伟大而高尚的工作。如果说世俗的、相对于文化思想交流而言更易于腐烂的商品的交流是必需而有价值的,那么民族之间不朽思想的交流则更为必要,也更有价值。因此,如果能够证明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是一种智识运动,如果传教士们能够证明,他们确实为笼罩于愚昧无知之黑暗中的中国人带来了光明,也就可以说,他们通过融汇贯通更高层次的思想交流使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了。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的,我希望他们得到中国所有善良之人的支持。但是,我又要发问,现实真的能够证明这一主张吗? 无疑,新教传教士们近年带来了大量他们称之为“科学”和“科学宗教”的东西,他们敢毫不犹豫地告诉传教处所在地方的中国学生们:你们的朝廷官员愚蠢到对月食也会大惊小怪的地步--但是,讽刺的是,在紧接着进行祈祷时他却又会告诉同样一批学生:太阳和月亮至今仍然听命于犹太耶稣会长约书亚,在空中停止不动。然后,他们还会告诉这些学生:《圣经》是一本记载着世界所有事物真实情况的书,是一本由全知全能的造物主所口述的圣书。现在,凭心而论,我请求每一个心中尚存以智识启蒙儿童之目的人说,世上是不是还有比这种说教更反科学的东西了?用一个不至于让洋大人们感到过于刺耳的名词,我们可以称之为“知识杂耍”。虔诚的传教士们自己也许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我认为,这反而显得更可悲,也更能证明其说教的毒害有多么大,同时又有多么隐晦,杀人于无形! 基于这一观点,我认为,无论新教的传教士们能够给中国人带来多少纯科学的信息,他们同时也引狼入室,带来了一大祸害,这一祸害最终将葬送启蒙中国民众智识的全部希望。因为,为了反对与之同根的“知识杂耍”,欧洲近代所有伟大的人类精神解放者已经与之奋力战斗了数百年--甚至直到今天,他们仍然在继续战斗!的确,对于任何一个完全了解欧洲启蒙思潮发展历史的人来说,那些在欧洲焚烧科学进步书籍、迫害科学家的基督教卫道士,却在中国把自己打扮成科学和智识启蒙事业的斗士,这看起来该是多么奇怪和荒唐可笑!因此,外国传教士们在中国奋力开拓的传教事业,非但不是真正的智识运动,甚至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有耐心浏览完那些以传教名义出版的愚不可及的小册子,就很容易发现这些东西实在无法使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在智识上看得起外国人。对于那些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他们看到这些愚昧的东西正在被强加给中国人民,一方面伴之以传教士的傲慢自大和狂妄放肆,另一方面又伴之以某些外国政府炮舰的威胁,他们便自然而然地对那些外国人充满憎恶了。这不是一般的憎恶,而是只有看到他们奉之为至高至圣的东西、那些属于整个民族国家同时也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诸如他们的处世之道,他们的文化和文学的优雅--都处在无可挽回的损伤和破坏的危险中时才能有的憎恶。这,让我在此指出,就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憎恶西方人的根源。 因此,我认为,如果就传教士传播福音这一合理合法的目的本身而言,鉴于人们仍可以抛开其纯粹的基督教外在形式而相信其教义精神,所以它对中国人来说还是有某种好处的,起码没有任何害处。然而,当他们以反科学的“知识杂耍”来传播“科学”的虚伪面目暴露时,肯定连这样一点好处也谈不上了。如果像我曾经指出的那样,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播福音的工作已彻底破产,那么我也必定会认为,最近某些传教士关于“科学”和“科学器物”能够使中国强盛的叫嚣(无疑,它带有反对其祖国的终极目的)不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欺骗,便是一种幻想。 三、在中国开展慈善工作 尽管我们可以肯定这也是一种值得赞赏的事,但是必须承认,一个世俗的工作,其本身必须以纯粹世俗利益的天平去衡量。如果在中国的基督教传教活动是并且只是一个纯粹的慈善计划,那么我请求证明:作为一种慈善活动,与它的花费相比,它应有等值的意义。无疑,新教医院和天主教孤儿院对于单个的中国人来说是一种行善的手段,但是传教士们是否能够证明,这种善行在数量上与它所花费的钱相配吗?且不提其他费用,仅就其本国政府为传教土在中国所提供的特别保护与补偿费用而言,这一切都值得吗?我个人认为,所有这样被花费掉的钱,与其被用于期望传教机构去行善,还不如代之以职业的医生和护士去行同样的善更为值当(如果你们欧洲人愿意的话),在救死扶伤方面,后者的收益不知要大到多少倍,而且也更加能够胜任。如果人们还要认为基督教传教是为减轻中国人民的痛苦而行善,那么让我再问,他们实际上所做的工作,与他们叫嚷每年都“的的确确”用在中国人民福利事业上的那样一笔庞大的钱款相比,是否值得呢?在欧美人民为支持传教所捐助的数以百万元计的费用中,到底有多少被用于减轻中国人民的痛苦,而又有多少被用于供养传教士及其家眷,用于修建他们漂亮的住房和疗养院,用于支付他们长篇累牍的信笺和邮票费用,或者用于支持他们的讨论会呢?因此,我请问,这种被当作为纯粹的慈善计划的东西,难道不是每个在中国的公正无私的外国人都知道的公开秘密吗?在中国的整个传教事业,难道不只是一个为那些从欧美来的失业的专职人员提供福利的巨大慈善计划吗?对于这种慈善问题,谁也不愿意如此来谈论,但是我认为一旦发现真理,就应该毫无保留。不仅如此,我请求那些心胸最为博大的人们开口说点什么。这些本来受雇而来要带给这个国家和平与亲善的人们,此时却正在对该国政府极尽侮辱和叫嚣报复之能事,而这个政府尽管焦头烂额、困难重重,仍然在忠实地设法保护他们;这些口口声声对这里的人民念著仁慈和宽爱的人们,如今却只是为了那些愚昧之举--甚至于在最近这些骚乱中,即使那些受难最深的合法起诉人在公正的法庭上,也只能证明这些举动并不比可以理解的无知更坏--便以炮弹威胁他们。事实上,我请求那些心胸最为博大之人,当人们对上述这些人仅以真理相告的时候,他们是否有资格要求人们嘴上留情? 不过,我在这里对传教士们道出这番逆耳忠言的目的,并非只是逞自己口舌上的一时之快。前面我已经跟大家说明,他们传播福音的工作已然失败;此外,我还证明,他们那所谓的“传播科学”和“进行智识启蒙”的事业不是一种欺骗,便是一种幻想;进而,我还证明,那些被认为是纯粹的慈善计划的在华传教事业,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为了那些在欧美各国失业的专职人员而设计的巨大慈善计划--像这样一种东西是不值当它的花费的,即便仅以供养他们的钱款而论,也不合算。我之所以要证明这些目的,是要请求每一个具备明达智慧、公正无私的西方人,如果他发现我所表明的(他可以加以补充和修改)观点确实可信,那么我请求他说说看,这种不值得的慈善计划还该不该让它继续为害下去--此时此刻,它所威胁到的东西比它已经损害到的东西要多得多--它不仅威胁到四万万中国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而且威胁到欧美各国在中国的巨大的商业、工业和其他利益,并使之危若累卵,面临倾覆之险。因此我认为,传教士在中国的存在,无论对于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都是一个危害。 下面,我将证明,目前外国政府支持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既是对中华民族的侮辱,也是对他们自身利益的损害。我之所以说它对中华民族是一种侮辱,是因为中国的高级官员,那些正雇佣著大批有技术、有教养的外国专家的高级官员,当他们看到连他们所雇佣的这些人也不相信传教士的鬼话,而外国政府却偏要坚持将其作为宗教导师送到中国来“提高中国人民的道德水平”时,他们所想到的会是什么呢?我说它对中国人民是一种侮辱,还因为当外国领事调来炮舰为传教活动撑腰的时候,那些在他们的领事馆干活的中国苦力们却知道,传教士作为一个整体,并不被那些地位较高的外国人当成道德教师。 再者,它不仅仅是对于中国人的一种侮辱,还是一种导致了中国人民起来反对在华传教的侮辱。我已经提到,它对于欧美列国人民来说也是一笔巨大的花费--一笔经由他们的政府为传教士及其财产提供专门保障而不得不支付的浪费。此外,在所有这些骚乱中,外国公众只能听取传教士--有偏见的一方的一面之辞,而中国人民的声音他们却听不到。现在,代表那些中国人民,我斗胆提出下列意见,我想每个正直无私的外国人都将认为它是合理的。 一般人都承认,对于一切错误行为,只有两种途径可以加以有效的控制,那就是法律和公众舆论。但是对于在中国的传教士,那些被允许带着 comitatus(我称之为中国的“社会弃民”)四处游荡的人,他们的眼中却没有法律,因为他们的领事远在天边,而中国人对之又没有直接审判权。同时,他们也不害怕中国的公众舆论,因为他们只同那些中国弃民,即他们的皈依者们接触,很少有人主动地接触普通中国民众。因此,我以为在那些中国人甚至于目前的那些骚乱者受到谴责之前,应该揭示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缺少所谓一般人都必需的两种基本约束力的传教士们,是能够堕落无恶不作的地步的。他们出于对那些中国弃民也就是他们的皈依者的偏心,出于他们自己对于“圣洁”的“高见”,能够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中国人表现得蛮横而放肆,到处插手中国社会事务或对中国老百姓施以小小的暴虐行经。如果有人怀疑就其主体而言,传教士们会做出这些事情来,那么请他去看一看并记下这些人不仅在有关中国人的问题上,而且在只与外国人有关的问题上,“无论何时涉及到传教士自身的事情与私利时,他们在报纸上所发表的言论以及其所持之共同论调和精神”。因此,我说,在中国人受到外国公众舆论的道德谴责之前,请拿出证据来说明这些骚乱不是日积月累的侮辱和伤害所激起的愤慨的总爆发。至于那些关于婴儿及其被挖出的眼珠的骇人传闻,其实不过 是点燃这场随时可燃的烈焰的导火索罢了(见1879年爆发的福州乌石山教案的相关报道)。 上述这些原因,我认为就是中国民众对于传教士存在于中国的事实持强烈不满的真正原因。至于我称之为“来自欧美的失业的专职人员”这一阶层,他们可以带着中国的弃民在中国的土地上自行其事、无所约束。除了他们身上的纯粹的圣职之外,没有什么是他们不敢侮辱、伤害的,这样的事实让我不得不在此再次强调,这就是中国民众憎恶外国人的根源--它与我在本文第二节(即“智识启蒙”部分)谈到的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憎恨外国人的根源有所不同。这样,传教士就对中国人憎恨外国人仅有的两个深层原因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基督教传教士在华传教给中国带来的所有灾难,都可以从一个丑恶而凶暴的史实中管窥全豹。这个事实就是我称之为“在华基督教传教团教导出的中国弃民的叛乱”的太平天国叛乱。正是这一暴乱,改变了我们曾经喜爱并自豪地称之为“花国”(Flowerly Land)的本来面目,就像将一个如花似玉、面带微笑的少女变成一个形容枯槁、憔悴不堪的老妇人一样。 下面,我长话短说,想简单地谈谈传教士在中国的存在为何对于外国的利益也是一种危害。在此,我只需请求所有明智的外国人想一想一个资深外国驻华领事曾对我说过的话:“对于中国人持久的伤害,最终也要伤害到外国人。”因此,如果我所做的关于传教土在中国不是行善而实在伤害了中国人的说明有可信之处,那么传教士在中国的存在也就必然是对外国人的伤害了。我曾说过,传教士对中国人憎恶外国人负有责任。现在,毫无疑问的是,中国人的这种憎恨对于外国人不可能有什么好处。面对今日中国的这种危急现状,我坚持认为,此种憎恨已使外国人在华的巨大商业利益和其他利益面临着大大受损的威胁。一切愚蠢和感情用事的憎恨当然应当制止,但那种归根结蒂是正义情绪的憎恨,我相信再多的炮弹也摧毁不了它,那些试图如此行事的人将只能造成混乱,并以伤害他们自己而告终。 现在,传教士们正叫嚷要以炮舰镇压中国人,并试图引导外国公众相信,那些请求外国人在这些教案中不要以炮舰相威胁的官员们不过是出于自私的目的。但我想,那些了解人民脾气的人应当告诉外国公众,外国炮舰为所谓“传教事业”所发出的第一炮,就将成为一场战争的标志,不是与中国政府的对抗--正如我们迄今为止所经历的对外战争那样--而是一场反对中国人民的战争。传教士们已经在以大声“鸦片战争”相恐吓,但他们应称之为一场“传教战争”。我们现在正饱受这样一场战争的折磨--除非能有一些公正无私、有足够的常识,并富有正义感的外国人挺身而出,否则,要阻止这场战争是不可能的。因此,凭著这种常识和正义感,我要说,为了中外人民的共同利益,我极力请求外国政府着手解决中国的传教问题--即便不将其完全撤离,起码也应该对他们做某些限制。我想请问列国政府,这样一种时机是否还没有到来?对于此种传教计划,我已经证明,它不过是救济来自欧美诸国的失业专职人员的一种毫无价值的慈善计划罢了。 现在,我讲出了多年来反复沉思的话,这些话鉴于我个人和其他更深刻的考虑,我一直犹豫未曾出口,不过现在都讲出来了--Sohilf mir Gott: ich kann nieht anders.(吾岂好辩哉,吾不得已也。) 一个中国人又及:以上所述,我把新教教会与天主教会的活动等量齐观,并为一谈。然而,如果不在此附上引自埃里松伯爵先生(Comte d’Herisson)所著《一位译员在中国的日记》一书中的这个片断,我将有失公正,也不便于人们了解真相的来龙去脉。对于这个富有狂热的爱国精神的伯爵,我可以在此指出,他是那个统帅法军、与英国人一道进占北京的法国将军的译员和机要秘书--这位伯爵先生说:“如果在此不提醒人们注意我们在中国所看到的基督教传教士在战争中起了多么大的协助作用,那么我就缺乏正义感,也没有尊重事实。耶稣会士所呈献给将军的一切情报以及说明情报的准确性的文件,无论是关于我们必经的那些省份的资源的情报,还是关于我们将要在前面碰到的部队人数的情报,都是通过当地耶稣会士获得的--而他们也得通过为他们效劳的中国人来得到这些情报。秘密报告不仅要求对人和事有深入的了解,而且要求提供报告者有真正的勇气,因为我们一旦离开这个国家,这些报告就会使他们受到中国人的可怕报复。耶稣会士在这个时期表现出了热烈的爱国主义和令人钦佩的忠诚。” 现在,我请求每一个外国人说说看--无论他是法国人,英国人还是德国人,中国人民以他们所具有的力量,Ecrasezlle inffame(消灭邪恶者),猛烈地打击怀有这样一种patriotisme ardent(爱国主义狂热)的人--就像他们现在所做的那样,在道德上是否还有什么不对的?

塞尔苏斯(Celsus):反基督第一人

Posted: 13th December 2012 by admin in 经典文献

塞尔苏斯(Celsus)是有纪录以来第一位发出反基督缴文的战士。公元178年,塞尔苏斯发表第一部反对基督教的著作《真言》(Logos Alethés / the True Word),维护希腊-罗马文化圈的传统学说。他的主要目的是捍卫罗马帝国,认为帝国从内部开始分崩离析的原因是非理性的泛滥。 过了70年,希腊神父俄利根(Origines)才在248年发表《驳塞尔苏斯》(Kata Kelsou / Against Celsus)。 由于在随后的几百年间,基督教狂热分子只要见到塞尔苏斯的书就烧,所以,后人只能从俄利根的书中摘录出塞尔苏斯的原话整理成书。 中文大意如下: 基督教是一种适合于没受过教育的人的学说,只能赢得头脑简单的人,因为这些人自己太蠢,缺乏作学术的习性,基督教的追随者是头脑简单、低等并愚钝的人,是奴仆、女人和孩子。遇到有教养、不受这种欺骗的人,基督徒只能逃之夭夭。 基督教从内容上看没什么新东西,只是重复了受过教育的人早就熟知的许多观点,比如对敌人的爱、谦卑、轻视物质财富、上帝之子、拒绝图像崇拜和处女生子等等。希腊人不用吹嘘什么神的语言或神子的语言,对这种东西的表达却要好得多。 对犹太教的选民思想提出批判。犹太人是一个次要民族,是完全没受过教育的人。犹太人的思想是︰上帝是对我们进行了启示,然后就离弃了世界和天体,也不再管广阔的大地,而只是统治我们,只给我们送使者,不停地送啊,探究啊,使我们永远和他联系在一起。 基督徒根据自己的以人为中心的观念错误地把最高的神人性化了。基督徒们给上帝强加了过于大、过于世俗的野心。上帝对世间的事根本不关心,把最高的上帝想像为一个藏身在受苦的人的形态里,根本就是愚蠢。 基督徒说最高的上帝化成了拿撒勒的耶稣这个人,仅凭耶稣这个人和他的生活作风,就是胡说。理由之一是,耶稣是玛利亚和一个叫作Panthera的罗马士兵的私生子。 耶稣是第一个人亚当的后代,不能令人信服。犹太教─基督教的历史哲学观整个就是给小孩子们听的童话,而旧约不同的预言预示了他的出现的说法,都是他的门徒们杜撰的。 而所谓变成肉身的说法,究竟上帝降临人间有什么意义呢?为了了解人间的情况?那他不是全知的吗?他知道一切,却不改善什么,是因为他没有能力还是因为他的神权没这个能力,除了为此向人间派一个人来的能力?所以,基督徒并非在信全能的神,上帝怎么能没有能力说服并纠正人呢?基督徒实际上是太看重自己。如果人变恶了,不知感恩了,上帝怎么能够通过基督徒感受到忏悔、通过他们来谴责并恨自己的艺术品、威胁人类并让自己的造物毁灭? 基督徒专门收敛罪人。他们说,谁有罪了,不明事理了,不懂事了,总之,谁不幸福了,谁就进神的国。你们是不是在说……不公正的人、盗贼、制毒者、偷庙人和盗墓贼?但为什么耶稣不是为了没罪的人而来?难道不行恶反倒成了恶? 基督教的信仰极端矛盾︰旧约的上帝通过摩西告诫他的信徒发财、统治,对敌人不分男女全杀,而耶稣却宣称,谁要是富了,权利欲强,谁要是要求智慧和声誉,那就不能到父的身边……究竟是谁在撒谎,摩西还是耶稣?还是那个父在送耶稣来的时候忘了和摩西说过的话?要么是他改变了自己的主意并咒了自己立的律法,所以才让一个使者送来完全相反的规定? 基督教肉体复活的念头令人恶心,这念头或许对虫和蛆正合适。哪个人的灵魂会喜欢一个正在腐烂的尸体呢?而且,哪具被毁坏的躯体有能力返回原本的状态?因为他们回答不了这种问题,他们就找无聊之极的借口,说什么对上帝而言什么都有可能。 因为基督徒信仰的基础太薄弱,所以必然是从一开始就分裂为不同的团组和流派,唯一共同的只是他们的名称。 犹太人和基督徒有造反倾向,他们蔑视传统,喜欢地下活动,或明或暗地反对习俗和法律。他们不公开生活,对国家完全没有兴趣,所以是文明的敌人,野蛮的开路人。 请基督徒从帝国的角落里出来,参与国家生活。 [The text in regular type is from Celsus, in italic type from Origen.] Jesus and the Jewish Critic Book I 6. It is by the names of certain demons, […]

公元四世纪,古罗马诞生了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在他的庇护下,基督教由屡受迫害的异教变成了正统国教。当徒手的耶稣战胜了持剑的凯撒之后,基督教逐渐征服了西方人的精神,对西方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诸多贡献。 一、驯化野蛮人的基督教 从人性进化的角度讲,特别是在精神及其伦理层面上,基督教在古希腊的理性精神之外,提供了统一的持久的超验信仰,对天堂的期待安抚着地上的苦难,信徒的良知反抗著世俗权力的蛮横,并通过圣徒的殉道和忏悔为人们提供道德典范(比如,耶稣殉难之后,又有圣彼得和圣保罗的殉教,圣.奥古斯丁的忏悔)。这信仰,这典范,提升著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也作为在道德上凝聚社会的纽带连接起世世代代的伦理传承。由基督教和古希腊形而上学的结合而形成的超验伦理,在西方文明中具有超越世俗功利的绝对价值,并逐渐演变为普遍有效的公德标准。来自上天的超自然的恩惠和制裁,许给为善者入天堂的万世至福,降给作恶者下地狱的永生惩罚,又通过忏悔的途径给人以赎罪和自新的机会。上帝之子耶稣用甘愿上十字架的代价,背负起人的“原罪”,以绝对的非暴力对抗暴力,以绝对的爱与宽恕降恩于所有罪人。生而有罪的人类,唯有终生向上帝祈祷和忏悔,在行为上不断行善积德,才能在无限的赎罪之路上接近天国。正是这种恩罚并重、忏悔赎罪和良知反抗的超验伦理,逐渐把凶悍的野蛮人和贪婪的惟利是图之徒,驯化为平和、节制和反省的文明人,也就是把本能人提升为具有信仰的理性人。 从历史进程的角度讲,基督教兴盛于大一统的罗马帝国开始走向衰败之时。北方蛮族的入侵、内部的暴虐统治、腐败奢侈、权争阴谋和底层反抗,已经失去道德方向的罗马帝国,强大的武力只能带来更大的灾难。幸运的在于,罗马帝国在武力上败给了蛮族,基督教却在精神上驯服了野蛮人,使之逐渐变成文明人。古罗马帝国的统一传统与北方蛮族的分离势力发生武力冲突,在世俗意义上,促成了罗马帝国的衰亡和民族国家的纷纷独立,但在属灵意义上,教权之下的信仰及教会的统一,等于在另类意义上延续著昔日的罗马帝国统一。正如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领袖温斯顿.邱吉尔所言:“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获胜的野蛮人也同样被基督的福音迷住了。虽然他们并不比今天的善男信女更能克制自己的邪欲,但是他们有共同的教义和神灵的启示。一条联接着欧洲各个民族。一个世界性机构遍布所有国家,它无比强大,而且是罗马时代幸存下来的惟一成为系统的机构。这一机构的首脑是罗马的主教,他在精神上或者至少以教职的形式,恢复了罗马皇帝已经丧失的权威。”(《英语民族史》第一卷《不列颠的诞生》,温斯顿.邱吉尔著,薛力敏林林译,南方出版社2003年版P83) 正是凭借著圣徒的榜样激励、教会的超然权威、教义的普世正义、教士之布道安慰、仪式之庄严魅力、信徒之坚定虔诚……才培育出互助、慈善、克制、苦行等社会公德。僧侣们的开荒拓土,教堂和修道院对弱势者的庇护、对穷人的赈济、收养鲧寡孤独、安顿迷途旅客,教会医院救死扶伤,特别是救助那些被遗弃的罪犯和传染病人……等等,宗教场所不仅成为施善育德和救死扶伤之地,也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源泉,交战双方不得进入宗教场所,已经成为世界通则。 二、改变社会结构的基督教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讲,基督教对西方社会的发展具有三大功能。 1,教会成为凝聚社会大家庭的组织纽带和自治权威,也成为秩序与和平之源。不仅是罗马教廷提供了西方属灵世界的统一权威,而且各地方教会也成为社区自治的组织核心。这种以教会为组织核心而形成的秩序,对结束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来说,具有着远比世俗政府更强大的功能。怪不得有人戏称:“梵蒂冈的世界性权威就是宗教领域的‘联合国总部’。”但与现在的联合国相比,梵蒂冈的统一权威具有悠久的传统,而联合国的权威仅仅是二战后的产物,所以,梵蒂冈对世界各地的天主教会的权威之有效,远非纽约联合国总部对各成员国的权威所能比拟。梵蒂冈训令对全世界的教徒具有强大的约束力,而联合国决议却难以真正约束各主权国家的行为。 2,基督教信仰,逐渐凝聚起整个西方教徒的信仰共识,从而形成了相对于世俗权力及其利益的超验良知,随着教会的普及和日渐扩张,这种独立于世俗王权之外的道德的或精神的普遍共识,逐渐变成了高度组织化的宗教权威,在世俗政权本身无法形成对最高权力的内部制度化制约的情况下,基督教作为社会性的精神权威,发挥着从外部制约世俗王权的作用。由此,基督教改变了西方社会的整体结构,即在世俗政府的权威之外,造就了另一个独立的属灵权威,构成了两种权威、两套法律、两种责任的并存。神权的确立及其教会财产的合法化,在使西方人的宗教信仰由多神教变成一神教的同时,也使古希腊遗留下来的一元社会随之退出历史舞台,西方社会的权力结构逐渐由一元变成二元,神权与王权、教会与政府、僧侣与俗人、宗教法与世俗法……的并存,构成了古罗马社会结构的二元化:一是僧俗并存并日趋走向政教分离,二是自上而下的封建和自下而上的自治并存。正是在两种不相上下的社会力量及其制度的相互对抗中,西方社会才能逐渐形成两种统治力量相互制约的权威均衡,为西方制度向自由宪政的演变提供了成熟的社会条件。 3,为西方法治秩序的形成提供超验基础。在基督教成为古罗马的国教之后,不仅教会法在技术上为世俗法提供了可资效仿的对象,而且对来自超验正义的教会法为法治秩序的超验基础,于是,西方人逐渐形成了这样的法治思想:法律如若要形成稳定的普遍的规则,首先,法律来上帝的意志,乃善法而非恶法,《摩西五经》是法律的原型;而法律如果仅仅来自恺撒,就很容易变成主要服务于统治者意志的恶法。其次,法律只有被信仰,才会被尊重、被自愿服从,整个社会才能具有以遵纪守法为荣的公共意愿。否则的话,法律要么变成“恶法”,只服务于统治者的意志;要么形同虚设、被法律之外的潜规则代替。 三、培育西方人文精神的基督教 从人文精神的特质和文化发展的角度讲,基督教为西方文化提供了精神、制度和物质的伟大贡献。 1,基督教的教义及其神学思想,对西方的人文学具有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教义提供普世道义,拉丁文提供统一文字,自耶稣殉难以来的西方,没有基督教背景的一流精神产品,几乎是不可想像的。无论是神学、哲学、文学,还是绘画、音乐、建筑,只要是人文和艺术的创造,无一不打上鲜明的基督教印迹。不要说神权时代的人文精神被基督教信仰所左右,即便是在理性化世俗化的近、现代西方,基督精神也为人文创造提供深层的滋养,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和非理性主义运动之中诞生的文化巨人们,尽管以复兴古希腊的理性精神来对抗神权主宰的中世纪,但是从但丁的《神曲》到意大利三杰的绘画,从莎士比亚的戏剧到歌德的《浮士德》再到贝多芬等人的交响曲,从康德的绝对律令到尼采的超人,人们都能看到基督受难的形象和听到天国的钟声。可以说,基督教已经渗入了西方文化的血肉之中。特别是那种指向绝对价值的超越精神,已经成为西方文化的最醒目的标志。 2,基督教教会和神职人员在保存古代文化遗产方面贡献卓著,不仅是与基督教传承直接相关的古典遗产,还有大量异教和异端的文献资料。经院神学家对古典哲学做出的独特性解释,对古典精神的传承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教会开办的神学院为西方高等教育体制奠基,是西方的近、现代的大学及其研究制度的母体。教会、修道院和神学院训练出大量的教师、学者、法官、外交官和内阁大臣。教会的慈善事业也包括资助艺术创作,西方的音乐、绘画和建筑所达到的艺术高度,没有教会所提供的精神资源和物质支持,也是难以想像的。 近、现代以来,借助于强大的经济、先进的技术和优越的制度,基督教的信仰征服已经从西方向非西方国家扩展,而且一直持续到当代世界。基督教及资本主义文明具有强烈的扩张性,先后造就了罗马帝国、大英帝国和二战后的美利坚新帝国,并由武力的征服和占领的殖民扩张演变为资本的扩张和福音的扩张(道义扩张),基督教为西方文明的扩张意识注入了“传播上帝福音”的道义动力,其世俗化进程表现为经济上的自由市场的全球化和政治上的自由民主的全球化。在“资本”为了利润而进行的无远弗界的扩张中,虔诚而富于献身精神的传教士,也不惜历尽千难万险地传播福音,甚至于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西方传教士的足迹。 进入20世纪之后,人类历史富於戏剧性的发展证明:自发形成于特定地区的基督教、市场经济和自由宪政,之所以具有难以抗拒的扩张性,就在于它们具有其他文明所缺乏的与人性的内在契合性——善待人性、确立人的尊严、鼓励自由竞争、确保和平秩序和激发人的首创精神。所以,西方文明逐渐显露出其普世性品质,被越来越多的其他地区和其他文明所接受,甚至演变成难以抗拒的历史大势,顺治者昌而逆之者亡。 然而,基督教对西方的伟大贡献并不能掩饰其制造的灾难。在基督教主宰西方精神的漫长历史上,教会犯下的最大罪恶便是迫害异教和异端。这样的迫害史,从公元4世纪初一直延续到20世纪后期。 四、初为国教时期的迫害异端 非常讽刺的是,基督教由异教变成正统之后,也变成了制造并迫害其他异端的信仰独裁者。从此,作为国教的基督教忘记了自己作为异教徒被迫害的伤疤,开始了在权力的支撑下的漫长的迫害异教徒的过程。君士坦丁大帝在把基督教定为国教之后,就开始迫害其他宗教信仰和基督教内部的异端。他就针对异教颁布严格的禁令:禁止在新首都敬拜任何偶像,禁止任何异教的集会并焚毁其会堂。四世纪的最后20年,狂热的基督徒在罗马各城市里不断地制造骚乱,摧毁异教的古老神庙,清除所有偶像和异教徒,禁止异教的祭祀和仪式。异教派别主要源自古希腊的精神遗产,如,新柏拉图派、斯多葛派、犬儒派和密斯拉教派(Mithraism),其中尤以新柏拉图派和斯多葛派的影响最大,并通过圣.奥古斯丁的神学而融入基督教之中。 虽然,在基督教的扩张中,由于战功赫赫并喜欢希腊哲学的朱利安皇帝(Julianus 公元332 – 363)信奉异教,导致了基督教正统地位的暂时动摇,但这位皇帝被一个基督徒刺死之后,无数基督徒公开庆祝这位异教皇帝死去,基督教也随之再次控制了政府,大规模的迫害异教运动再次展开。4世纪末期,罗马城中还矗立著700多座异教庙宇,但是,从公元380年开始,在信奉“尼西亚信条”的正统派格雷先皇帝(Gratian)的大迫害下,异教遭到了严重摧毁,驱赶异教的神职人员、拆毁异教的庙宇和僧院并没收其土地。最过分的是,罗马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奥古斯都(屋大维)建立在元老院中的胜利女神像,也作为异教象征物而被拆除。要知道,这座雕像建于公元前29年,至此已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曾经有十二代元老在此像前宣誓效忠帝国及其皇帝。 公元393年,意大利的异教徒们冒险发动革命,这也是他们反抗宗教迫害的最后一次努力,但以失败告终。394年,东罗马帝国的皇帝西奥多西一世(Theodosian I)率军进入罗马城,强迫元老院下令废止所有异教信仰。及至5世纪中叶,罗马城市中的异教徒已经所剩无几,但基督徒却越来越多,遍及整个帝国。 同时,基督教从被立为罗马国教之日起,基督教内部的派别之争就从未停止过,正统对异端的迫害也从未中止过。 君士坦丁大帝在尼西亚公会议上确立了“三位一体”的正统之后,也开始对基督教内的异端进行迫害,他下令:凡是不符合正统教条的主张全是异端,异端的书籍一经发现必须焚毁,私藏者将被处死。而且,基督教内部的派别之争,还演变为血腥的暴乱。从325年的尼西亚公会议开始,正统的三位一体教义与不承认三位一体的阿莱亚斯派(Arius)之间的争论一直持续。君士坦丁死后,在亚历山大城和君士坦丁堡等城市,两派之间的暴力冲突持续了长达一年时间(公元342 – 343),双方共有3000多基督徒丧生。 之后,基督教教会的最为重要、也最为繁琐的任务之一,便是尽力阻止异端邪说的繁衍,迫害异端也就成为贯穿于正统基督教史的组成部分。罗马教廷决不会容忍对正统教义的任何挑战,极端敌视基督信仰上的个人主义的宗教自由。在教廷眼中,异端教派的罪恶是双重的:既分裂教会的同一性,也有分裂国家的潜在危险。特别是在政教合一的统治时期,由国家支持的正统教派就特别反对由民族主义支持的异端教派。确实,在很多情况下,异端思想来自某一试图脱离帝国统治的“叛乱地区”,异端思想是叛乱者们的道义旗帜。比如,否定基督的人神二性的“基督一性说教派”(Monophysites),就极力鼓动叙利亚和埃及脱离君士坦丁堡;“道纳杜斯派”(由迦太基主教道纳杜斯创立)鼓动非洲脱离罗马;在罗马受到压制的阿莱亚斯派却在蛮族中赢得了众多信徒。 公元4 – 5世纪,由于蛮族入侵,异端教派也纷纷出现,决不下于几十派,举其大者就有:阿莱亚斯派、犹诺米乌斯派(Eunomians)、马其顿派(Macedonians)、萨伯流派(Sabellians)、诺瓦千派(Novatians)、普里西连派(Priscilliasts)、还有最著名的摩尼教(Manicheism)。各教派反对正统教派的斗争,其深层动力是争取地方教会独立于罗马教会的自治权力。所以,所有这些教派都遭遇过数位罗马皇帝的残酷镇压,特别是对摩尼教的镇压最为凶狠。公元385年,一位西班牙主教被指控为摩尼教徒,并与数位同伴一起被烧死。对其他异端派别,他们的领袖大都被逐出教堂,信徒被没收财产。然而,由于西罗马帝国的日渐衰落,罗马教会也无力控制各地的、特别是东方的教会,东西罗马帝国的分裂,也使基督教陷于了事实上的分裂状态。受迫害的异端派对正统派的怨恨之深,甚至达到了有你无我的程度,以至于,当阿拉伯人在公元7世纪征服埃及和近东之时,这些地区的一半以上的人将入侵者视为解放者,期望阿拉伯人让他们在宗教上、政治上和经济上得以摆脱拜占庭的残酷统治。 基督教的正统地位,开始改变西方人的时空观念,时间和空间同时被基督教化了。在时间上,主耶稣一生中的核心事件——圣诞节、复活节和星期日(主日)——成为记年的标志。比如,长期以来关于基督诞生日的争论,在公元354年也有了最终的结论,包括罗马教会在内的西方教会,一致把基督诞辰确定为12月25日,也就是现在通行于全世界的“圣诞节”。 在空间上,以纪念基督教的殉道者为核心的建筑矗立起来,指向天国的高耸尖顶与世俗的皇宫和民宅的低矮形成鲜明的对比。以殉道者的名字命名的大教堂逐渐占据了西方各大城市的中心,遍布城乡各地的教堂也自然成为社区生活的中心。东罗马帝国的首都拜占庭(“新罗马”)就是基督之城的最好象征。建都二百年后,它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富有、最美丽和最文明的城市,享誉基督教世界千年之久。在公元5世纪时,这座基督之城就以金壁辉煌的皇宫和华丽巍峨的教堂而著称于世,据记载,已经有了5处皇宫、6处宫女宫殿,3处贵族宫,4388座大厦,322条街道,52个柱廊,1000多家店舖,100多处游乐场所、豪华澡堂和壮观的广场……有人将之称为世界古典艺术的博物馆。最著名的当数君士坦丁会堂、圣索非亚大教堂、三面临海的皇宫和奥古斯塔广场。 在时间和空间的基督教化的背后,是西方的社会秩序的基督教化。这一过程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君士坦丁时代到公元6世纪末,大致经历了近300年时间。这是作为国教的基督教向所有异教宣战的时代,也是皇权对基督教具有支配权的时期。在清除异教影响的过程中,核心的问题是身份甄别:“什么样的人才算基督徒?”圣.奥古斯丁等教父的神学,不仅对此做了系统的回答,而且对各异端派进行了系统的驳斥。公元533年公布的《查士丁尼法典》,也把信奉“三位一体”作为基督教正统,并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罗马教会的领导地位:所有基督教团体皆要服从罗马教会的权威,为各大都会的各主教、各修道院院长以及其他神职人员都要服从教皇,为神职人权的行为立下规矩,禁止神职人员赌博、看戏和看竞技等。当然,异端派也必然成为该法典的禁止对像:首先是财产上的惩罚,比如,道纳杜斯派、一性论者和其他反国教派别,统统没收其财产,判处其无买卖能力,没有继承权和遗赠权,更无资格向正统基督徒借债。其次是参与公共事务的限制,异端派不得集会,不准担任公职。最后是肉体灭绝,特别是对摩尼教徒和再次信奉异端者,统统处死。由于正统基督教对各异端的迫害,必须借助于皇权的支持,所以,教会也就自然听命于皇权。《查士丁尼法典》规定了皇帝对教会的统治权。就这样,基督教正统教父们的神学与基督教皇帝制定的《查士丁尼法典》相结合,奠定了以基督教为道义正当性的法治秩序。 第二阶段开始于6世纪末的“大格利高里时代”(Gregory the Great,在位590 – 604),结束于11世纪,经历了大约400年的时间。这是拜占庭东方被伊斯兰化的时代,也是西方逐渐皈依基督教的时代,即已经普及之后的基督教建立自身的标准和秩序的时期,核心问题是如何提升基督教的地位和品质:“具有怎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举止才算一个好基督徒?”这是一个秩序建立和完善的阶段。在此阶段,殉道先知的行迹和著名教父的教诲不再具有主宰作用,教会制度和主教布道成为建立秩序的主角,他们制定了一套基督徒应该遵守的道德准则,也制定了辨别何为“异教徒”的标准,有权威裁定基督徒生活中的是非善恶、高尚和低俗,逐渐形成了有别于世俗国家秩序的属灵王国秩序。这种秩序,其内在权威是靠罗马教廷及其颁布的一系列通谕建立起来的,进而形成了教会法和宗教法庭;其外在权威是靠对异端的文攻武吓及其迫害建立起来的,所以才有中世纪的几次十字军东征和大规模迫害异端运动。 五、迫害异端的制度化时期 如果说,1096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发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对外地的讨伐异教,那么,1215年,教皇英诺森三世主持召开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世界性基督教公会议,就是对内的镇压异端。 那是一个充满战乱、经济变革和社会动荡的时代,随着战争和商业而来的东西方交流的不断扩展和加深,各类不同于正统基督教的思想观念也蜂拥而至,从而导致了各种异端的兴起。而当时占据正统地位和达到权力顶峰的罗马教廷,既是战争狂又是吸血鬼,既垄断教权又垄断财富,既炫耀主教的权杖又挥霍腐败。这个企图独霸人类精神世界权力的教会,已经由单纯的信仰团体变成了利益集团。在经济上,一方面是日益加重的苛捐杂税,对各地教会和普通信徒进行敲骨吸髓的诈取,另一方面是买卖神职、出卖赎罪券、聚敛和挥霍财富的腐败,罗马城里的主教在拉特兰宫(Lateran)的生活,其排场堪比皇帝及其王公大臣们。所谓“教皇的税吏甚至比国王的军队更恐怖”的民间谚语,正是底层对教廷的强烈不满的表达。 于是,上帝的代理人已经变成双重的独裁者:精神的压迫者和财富的掠夺者,异端思想也就成为底层反权贵反教权的有利工具。所以,最令教廷恐惧的反对力量,不是来自其他异教,而是来自基督教内部的异端,教廷根本不可能对各类异端做出宽容性的接纳,而只能愚蠢地做出防御性的镇压反应。 可以说,异端大都是穷人的信仰,诸如“卡塔尔派”(Cathar)、“韦尔多派”(或称“里昂穷人派”)、以及魔法、巫术等。这些异端,与其说是反对基督教,不如说是“反对天主教会”。首先,他们诉诸于《圣经》的原始教义和圣.奥古斯丁的神学,反对罗马教廷对一切宗教活动和属灵道德的垄断权力,拒绝崇拜教士和正教的权威,而要求纯洁基督教的信仰,通过严格的戒律来成就基督教的“完人”——精神至善。其次,他们反对教会及其神职人员的聚敛财富和腐化堕落,反对苛捐杂税和奴隶制,而追求信仰上、经济上、人身上的平等。再次,异端也是边缘对中心的反叛,比如,异端“卡塔尔派”和“韦尔多派”都来源于自治权力日渐强大的法国,二者在法国也都受到支持和鼓励。 可以说,在反教廷垄断和反教会腐败的意义上,中世纪的异端运动正是16世纪的新教运动的先驱,新教运动不过是此前的一系列异端运动的继承者:被迫害的异端“……为以后约翰.胡斯的改革派异端铺平了道路,被十六世纪新教辩护士所采纳,成为宗教改革的先驱。”(《宗教裁判所——异端之锤》,爱德华.伯曼著,何开松译,辽宁教育出版社P9)两者的不同只在于:先驱者失败了,继承者成功了。而历史的悲哀就在于,先驱者是悲剧人物,他们必定失败并付出生命的代价,而继承者是正剧人物,他们必定胜利并赢得权威。因为,无数先驱者所付代价的持续累积,终将达到某一临界点,继承者又恰好幸运地把握住了这一临界点。 教廷自然要为维持自己的垄断地位而向异端宣战。距君士坦丁主持的全教会性宗教会议八百九十年之后的1215年,教皇英诺森三世主持召开了另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世界性基督教公会议,会议发布的第三条教规就特别强调对异端的镇压。到1227年,教皇格利高里九世执掌罗马教廷之后,开启了镇压异端的制度化:发布“绝罚赦令”,设立宗教裁判所,发行“宗教法庭指南”,建立书籍审查制度,审讯时的体罚制度,惩罚法规(包括耻辱标志、没收财产、监禁、火刑处死等)之后,英诺森四世在1252年5月15日发布了迫害异端最恐怖的教皇通谕《论彻底根除异端》:把根除异端作为国家的首要任务,要求世俗权力完全听命于宗教裁判所。这项教皇通谕使意大利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警察国家。天主教会的首席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也写出了权威性的《驳异教徒大全》。 十字军东征成为最血腥的信仰之战,宗教法庭成为最臭名昭著的迫害异端之地,留下了遗臭万年的《女巫之锤》,这本经过教皇英诺森八世钦定的通谕,为腥风血雨的迫害异端开启了大门。据记载,在意大利,宗教裁判所处死过至少一万五千人;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处死过三万二千人;在法国,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官尼古拉.雷米是个迫害狂,据说他在一天之内就烧死过被判为女巫的八百名妇女。更荒唐的是,许多迷信魔法的高阶神职人员却热衷于巫术审判,比如,1316年当选教皇的约翰二十二世,一面沉溺于各类魔法,不惜用自己的动产和不动产作抵押,来换取具有魔力的器皿,一面又疯狂地迫害术士,连续发布四份训谕,发动了史无前例地迫害异教徒运动。 无数的异教徒和女巫的鲜血淤积起来,阻塞了多元化的精神通道,窒息着人类的精神创造力。直到新时代黎明之际,宗教法庭还烧死过布鲁诺,判决过伽利略;在16、17、18三个世纪里,还陷于巫术审判的极端狂热之中。据西方史家估计,在这种狂热中被迫害致死的人数,高达二十万到一百万之间,而且大多数是女人。也就是说,中世纪被称为“黑暗时代”,宗教不宽容及其迫害异端,便是这“黑暗”的最醒目标记。 六、从宽容到迫害的新教时期 尽管,在罗马教廷的严厉而持续的迫害下,大多数异端教派没有成气候,但经历过基督教内部的两次大分化,异端思想还是对天主教正统取得了胜利,“东正教”和“新教”就是异端胜利的标志。前者是土耳其入主拜占庭帝国的产物,后者是16世纪的西方宗教改革的产物。 特别是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崛起的新教,无论是路德派还是加尔文派,也都经历了由提倡宗教宽容到回归宗教迫害的过程。即便以提倡宗教宽容著称的马丁.路德,在路德派取得了牢固地位之后,也逐渐放弃了宽容而转向迫害。 路德的不宽容 在宗教改革之初,马丁.路德公开呼吁宽容犹太人、异教徒和基督教异端,而反对天主教“烧死异端者”的行为,称其是“违反神意”。他以教徒的个人良知取代了教会权威对信仰解释权的垄断,在宗教内部开启了“个人主义”的滥觞。他主张“每个人皆为教士”,个人有权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解释《圣经》,每个信徒都具有不经由教会权威的钦定而直接仰望上帝的信仰权利。他在《论世俗权威》一文中表达了宗教宽容观念:“由于信与不信,全系个人良知之事……世俗权威应满足于料理其自身之事,而准许人们,依照他们的能力和志愿,信这,或信那,而不用外力强迫任何人。……当人们全凭力量而不凭神的话语反抗它们的时候,信仰和异端决不如此的强烈。”“我们既不能也不该强迫任何人信教。” […]